全球化步伐帶動世界文明互聯互通，不同文明在互聯互通中協調并進、共同發展。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這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之后，新時代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產品。該倡議著眼于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直面人類共同挑戰的政治勇氣和責任擔當，為推動世界現代化進程、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中國方案。
倡議提出恰逢其時
當今世界，人類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全球共同面臨現代化發展難題，迫切需要科學的理論引領人類現代化發展。“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為人類文明發展錨定新的坐標。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吳宏政表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都出現了諸多新變化，面臨著“世界怎么了”“人類向何處去”等時代課題。中國式現代化開創的文明新形態，正日漸為人類文明形態變革帶來新的曙光，隨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推進，這一新的文明形態也將為人類進步和世界大同帶來新的希望。正是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與對“人類文明形態向何處去”的回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為人類未來指明了方向。
多樣性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的魅力所在。每個民族與國家都有扎根于本國本民族土壤的璀璨奪目的文化成果。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平一表示，要促進人類社會發展、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深入了解和掌握各文明的起源和豐富內容，讓一切文明的精華造福人類與當今社會。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樣性及其交流互鑒，為人類社會進步提供強大動力。“化解人類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不僅需要依物質手段攻堅克難，更需要靠精神力量誠意正心。”李平一提到只有秉持平等對話的自覺，才能將文明的多樣性、差異性轉化為促進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共同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
世界不僅需要新的現代化發展方向，更呼喚新的國際規范與價值引領。“全球文明倡議”是有關各國文明如何相處的一種國際秩序觀，對當代世界的和平發展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宋偉表示，實現文明之間的和平共處，關鍵在于學會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倡議”提出的各項原則能夠有效消除極端思潮帶來的消極影響。
從理論內涵角度來說，作為一種包含各文明相處之道的規范性理論，“全球文明倡議”提供了一種可供實踐的國際規范。“在這樣一種規范性理論中，前提是認識到文明的多樣性以及捍衛文明內核具有的極端敏感性，承認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宋偉表示，只有以此為基礎，世界各國才能求同存異、相互包容和相互學習。李平一認為，從實踐角度來看，“全球文明倡議”兼顧不同文明的個性特點與共性特征，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又一重要公共產品，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了強大正能量。
“全球文明倡議”建構起中國自主的全球文明話語體系，成為應對西方世界甚囂塵上的“文明沖突論”話語體系的破解之道。南京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張振表示，就其內容而言，“四個共同倡導”反映出其在文明樣態層面堅持文明存異與價值求同相統一、在文明發展層面堅持文明傳承與時代創新相統一、在文明踐行層面堅持對話交流與實際行動相統一，從而勾勒出中國自主的全球文明話語體系的底層邏輯。面對當前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國際局勢，中國共產黨以“達則兼濟天下”的責任擔當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向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向往進步的民族表明了中國立場，為人類社會何去何從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全球文明倡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原創性成果，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而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來看，“倡議”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選擇。張振表示，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發展緊密相關，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文明倡議”倡導世界各國間的文明交流、互鑒、包容，旨在為人類通往現代化之路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這不僅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積極踐行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動體現；不僅極大豐富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也為解決人類文明發展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
創新性和時代性并重
作為新時代黨的重要理論創新成果，“全球文明倡議”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創新性，這集中體現在對“人類文明多樣性”和“人類文明統一性”二者辯證關系的把握上。吳宏政表示，作為面向全球的倡議，這一理念包含著深刻的辯證思維，體現了“辯證文明觀”。一方面，“全球文明倡議”是基于對“文明的普遍性”的承諾。如果不存在人類的共同價值和普遍的人類文明形態，在邏輯上就不存在“全球文明倡議”提出的可能。另一方面，“文明的普遍性”以尊重多樣性為前提，“全球文明倡議”并非用“一種文明”取代“另一種文明”，而是在尊重不同國家、民族文明多樣性的基礎上，建立起“普遍的文明形態”。因此，這一“普遍的文明形態”是“具體的文明普遍性”，而非“抽象的文明普遍性”。這一“辯證文明觀”充分體現了“全球文明倡議”所蘊含的歷史辯證法原理。
從根本上來說，“全球文明倡議”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創新和發展，不僅體現了一種新的文明邏輯，更反映出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吳宏政表示，“全球文明倡議”從“文明形態”角度出發，回答了人類的“終極關懷”，為人類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本”，確立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文明觀，開啟了人類文明形態的新范式，在創造性提出新的“文明邏輯”的同時，實現了對資本邏輯主導的文明形態的根本超越。
“全球文明倡議”不僅具有鮮明的中國式理論創新特色，更彰顯了中國與世界文明的共同價值。張振表示，從內容來看，“四個共同倡導”從理念、價值、動力和路徑四方面回答了人類文明發展難題，構成中國共產黨全球文明觀的主要內容，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其中，“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確認了文明之間的平等地位，為推動全球文明發展提供科學理念；“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明確了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為推動全球文明發展提供價值遵循；“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肯定了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為推動全球文明發展提供動力源泉；“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提出了全球文化交流合作的實踐方案，為推動全球文明發展提供路徑選擇。
北京語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賈烈英表示，從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到全球文明倡議，“三大倡議”之間邏輯嚴密、環環相扣，共同構成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大基石，為世界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涵蓋發展、安全與文明三大支柱的中國答卷。
全球發展倡議強調經濟發展，關注各國實現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全球安全倡議強調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安全保障，旨在與發展相互促進。“全球文明倡議的立意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體現出對全球現代化新格局更加深刻的理解與認識。”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唐曉陽談到，中國對世界發展方向的理解并不局限于經濟物質發展水平的提升，我們更希望與世界各國能在經濟繁榮、和平共處的新環境下通過開展文明交流對話，共同實現自身的價值追求。
“作為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正能量的總和，文明是安全和發展的根本體現，同時還決定著發展的性質和方向。”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興表示，文明具有跨國別、跨區域、跨利益集團的屬性，是全球公益、世界公利。“全球文明倡議”超越了單個國家和民族之別，具有全球性。“三大倡議”聚焦共同發展、共同安全、共同文明的創造，相互呼應、相輔相成，將有力推動全球發展與全球治理。
在唐曉陽看來，世界現代化幾個世紀以來的發展歷史中，人們看到的更多是征服與爭斗。中國的“三大倡議”對世界如何能實現更廣泛、更和平、更美好的現代社會，表達了獨特新穎的觀點，在眾多新興國家崛起的大背景下指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方向和路徑。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謝韜表示，“三大倡議”彰顯著大國的責任與擔當，貫穿其中不變的主線是中國領導人對全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不懈追求。
在實踐中凸顯理論價值
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國際社會中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問題也在不斷顯現。推動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更需要從具體層面著手，將“倡議”落實做細做實。在李平一看來，一方面，要注重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找到各方的文明匯合點與利益契合點；另一方面，還應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豐富交流內容，拓展合作渠道，不斷勾勒出以相互尊重為基礎、以對話溝通為橋梁、以互信包容為依托、以和平發展為方向、以合作共贏為目標的人類美好愿景。
我國將為實現人類共同發展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促進全球發展繁榮。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三大倡議”的共同推進與落實。世界性的難題需要世界各國合作才能解決。中國應充分利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推動世界文明對話深入開展。宋偉表示，將“倡議”從理念轉化為實踐，還需要強有力的制度規范作為保障。我國可以充分利用聯合國大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構，以決議的形式將“倡議”固定下來，使各項規范具有更強的國際法效力。賈烈英表示，聯合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權威性的國際組織與多邊平臺，一直以來在推動全球文明對話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實踐中，逐步將“全球文明倡議”融入聯合國的現有機制和平臺，才能有效促進各國對話，為文明交流作出更大的貢獻。文明的特點之一就在于跨區域性。宋偉建議，未來可以考慮打造區域層次的文明共同體，在區域內部求同存異，率先推動“全球文明倡議”的落實。
大道至簡，實干為要。讓世界文明百花園姹紫嫣紅、生機盎然，推動世界現代化進程、促進人類文明進步，需要世界各國、各政黨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國將一如既往站在歷史正道一邊，站在人類進步一邊，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負責任大國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