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想象，城市生活中沒有快遞小哥是怎樣的場景。仔細回憶，卻又叫不上他們的名字來。
他們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一聲“小哥”，包含了所有。
根據國家郵政局發布的相關數據，我國日均快遞業務量已超3億件。每天，數百萬日夜奔忙、走街串巷的快遞小哥，既聯系著各行各業，又聯系著千家萬戶，讓美好生活通過“最后一公里”抵達。
只有快遞小哥
即便除夕夜萬家燈火時，還有快遞小哥在奔跑。今年，作為快遞小哥代表，順豐速運快遞員劉闊登上兔年春晚，出現在聚光燈下。
“瞧，他就是劉闊！”北京西城區琉璃廠東街一家古董店的老板娘指著剛沖進隔壁取快遞的身影說，“他幾乎天天都在這條街上跑，我們都把他當弟弟。”
劉闊步子很快，一天閑不下來。消息提示響個不停，寄件的、送件的、分揀的、咨詢的……手機的鈴聲小，他舍不得換，一只黑色藍牙耳機總掛在左耳上，吃午飯的時候也不摘下。
他騎的快遞車很容易辨認。前面是黨員示范崗的標志，一面寫著“平安北京我建設 陶然小哥在行動”，一面有客戶送給他“賺錢去咯”的萌系貼紙。一位客戶為他打印了一張頗有紀念意義的照片，是從視頻里截圖的習近平總書記和劉闊的“合影”，他貼在了車門內側。
2019年2月1日，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位于北京前門石頭胡同的一個快遞服務點，看望工作中的快遞小哥，其中就有劉闊。
熟悉的客戶稱他“闊兒”。90后劉闊心細，剛做快遞員時，他就主動加客戶微信，讓客戶能及時找到他。老小區里沒電梯，他爬樓梯送到門口。他說，放進豐巢，不如親手交給客戶放心。
工作中，劉闊習慣多問一句、多看一眼：客戶家里有孩子在上網課，盡量不敲門，以電話或微信告知；遇到不便下樓的老人，就順手把門口的垃圾帶走。
前幾天，劉闊的老客戶，一個五六十歲的大姐做完手術后想買些花生米補身體，卻連續兩次退貨。劉闊不解，發消息詢問。大姐說，這些花生是上了色的，不敢吃。過了幾天，劉闊從河北老家帶來自家種的花生米，大姐很感動，給劉闊微信轉去50元，劉闊沒收。
疫情期間，人們更加離不開快遞小哥。他們做過核酸檢測登記的志愿者；他們穿著厚厚的防護服幫忙發放物資。一度空蕩蕩的馬路上，只有快遞小哥一路奔跑。
2022年12月底，在北京街頭采血點，不少快遞小哥、外賣小哥排隊獻血。有網友在轉發這條新聞時，動情地寫下，“淚目！他們是這個城市奔跑的血液。”
不僅是快遞小哥
北京市西城區陶然亭街道快遞分揀中心，40平方米的黨員活動室在每月22日迎來最熱鬧的時刻。“不同快遞公司的小哥會不時在黨員活動室里交流，聊聊各自遇到的困難，一起探討解決方案，還會定期學習黨史知識、黨的二十大精神。”劉闊說。
這個建在快遞站點里的黨支部不僅為快遞小哥排憂解難，也讓快遞小哥走出快遞站，真正成為城市基層治理的貢獻者，成了他們共同的“家”。
“陶然亭站點服務區域內多是胡同、老舊小區，收派件難度相對較大。”順豐速運陶然亭分部經理李洋說。
2021年年初，李洋調任到順豐速運陶然亭分部，那時，不到600平方米的中轉空間里，站點日均中轉貨量3萬多單。人多、車多、經常占用公共資源，還有卸貨噪音，給周邊居民帶來不便，不少居民投訴到市長熱線。李洋曾嘗試走訪周邊的居民，記錄居民反饋的問題，甚至在過節時送些禮品，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021年7月8日，北京市西城區陶然亭街道工委書記史鋒召集轄區內快遞企業的黨員，詢問目前經營存在的困難、小哥的工作環境及衣食住行的情況，現場建立溝通微信群。
一個月后，面積1500平方米的快遞分揀中心建成，順豐快遞的小哥們有了新的中轉場地，還配備了安全的充電設施、寬裕的停車場地，徹底解決了停車難、充電難、占道經營的問題。
2021年8月2日，陶然亭地區快遞行業臨時黨支部成立，站點負責人任黨支部書記，將優秀快遞小哥發展為黨員，以黨組織引導誠信自律、規范有序經營。
陶然亭街道黨群工作辦公室科長張辰說，臨時黨支部成立以來，這個分揀中心營業收入明顯提升，派單量由2021年的4萬單增至7萬單，營業額由2021年的不足1億元增至2.5億元，快遞小哥由160名增至1000名，服務滿意率高達98%。
李洋的另一個身份是北京市西城區青聯委員，在他看來，快遞行業的年輕人立足本職工作，要發揮社會接觸面廣、工作機動性強的優勢，做街道社區治理的“民情前哨”“流動探頭”“公益使者”。
有的快遞小哥送件時看到老人迷路，就會把老人送回家；有的發現路上掉了一個錢包，馬上電話聯系失主；有的送貨時發現收件人是孤寡老人，也主動幫他們買菜、洗衣服……
一些小哥的快遞車上還配備了微型滅火器，發現火情可以隨時參與救援。他們化身“文明使者”、開展“順手公益”，在快遞車上粘貼海報，宣傳光盤行動、文明養犬、禮讓斑馬線等文明行為；擔任“文明創建質檢員”，加入社區治理聯動微信群，隨時隨地拍照上傳不文明現象。快遞小哥已經變成陶然亭街道居民的“好鄰居”，基層治理的“新伙伴”。
看見快遞小哥
解決快遞小哥等新興就業群體所需，是近年全國兩會中一直關注的話題。
2019年全國兩會上，團中央提交的大會發言就提到，“快遞小哥是新時代的建設者和勞動者。他們為人民群眾美好生活而奔忙，我們也應該給他們多一份保障和關愛。”
2018年以來，各級共青團組織和青聯圍繞快遞小哥的職業發展進行了深入調研，發現快遞行業上演“速度與激情”的背后，小哥的職業保障還在“慢車道”上徘徊。
2021年，時任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關系處副處長的王林，體驗了幾天外賣小哥和網約車司機的生活，視頻在網絡上出圈，王林成了“網紅”處長。
他記得，和師傅高治曉送完單后的一個晚上，高治曉說，“我們外賣小哥風吹日曬，也沒個歇腳的地方，我想給他們建個‘家’！”
王林一直把這項工作記掛在心。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與多部門協助，為戶外勞動者建起240個“務工人員之家”，許多企業主動找來，希望能夠提供服務。
李洋坦言，一段時間以來，送快遞被視為“苦力活兒”，不那么“有面兒”，盡管大部分快遞員收入不錯，但行業的推薦度很低。
2019年出現轉折，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群眾游行活動中，一線快遞小哥的身影出現在“美好生活”方陣中，那是快遞小哥作為新興青年群體的一次高調亮相。“行業自信出現了。”李洋發現，從那以后，許多快遞小哥跟客戶溝通時更加主動熱情，這個職業的社會認可度顯著提升。
快遞小哥的角色越來越多地進入公共視線。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五星紅旗在176位來自全國各行各業及56個民族的代表手里傳遞，劉闊就是其中的快遞小哥代表。近年來，更有多名快遞小哥、外賣小哥獲得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等榮譽。
這些轉變，讓中央團校科研與智庫工作部主任廉思深感寬慰。5年前，他和團隊曾開展“城市快遞小哥群體調查”，其目的就是“希望快遞小哥被看見”。他將快遞小哥比作“蜂鳥”，蜂鳥顏色鮮艷，快速拍打翅膀才能懸浮空中，正如當年快遞小哥在既有的制度設計之外，缺乏社會網絡支撐。在廉思看來，快遞小哥用勞動創造價值，他們是千千萬萬普通中國青年奮斗的縮影。
不久前，全國人大代表、都一處餐飲有限公司副經理吳華俠主動找到劉闊，向他了解快遞小哥目前還有哪些困難。在劉闊看來，工作時間過長、住房成本高，仍是困擾快遞小哥的普遍問題。
和大多數快遞小哥相比，劉闊是幸運的。他被評為“全國優秀農民工”，也因此解決了北京戶口，今年可以把孩子接到北京上學。
然而，談及職業發展，劉闊說，快遞小哥估計干到40歲之后就慢慢干不動了，自己沒想好未來做什么。
當初，“比老家多掙點錢”，就是劉闊來北京做快遞員最樸素的愿望。現在，他仍在崗位上日復一日，卻越來越感知到這個職業的意義和快樂。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實習生 黃伊欣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