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劍偉（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廣東科技學院教授）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決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深化標本兼治，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增強不想腐的自覺”。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全面從嚴治黨，既要靠治標，猛藥去疴，重典治亂；也要靠治本，正心修身，涵養文化。作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礎性工程，廉潔文化建設是遏制腐敗、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和路徑。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在不想腐上鞏固提升，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涵養求真務實、團結奮斗的時代新風”。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指出：“必須站在勇于自我革命、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高度，把加強廉潔文化建設作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礎性工程抓緊抓實抓好。”這些重要論述為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
文化的力量和作用在于其能以日用而不覺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心，以文化人、移風易俗。廉潔文化，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形態，是廉潔理念、廉潔政治、廉潔思想、廉潔行為、廉潔習慣、廉潔規范、廉潔制度設計、廉潔價值取向以及社會評價等要素的總和。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力，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基礎上，廉潔文化建設以理想信念強基固本，以先進文化啟智潤心，以高尚道德砥礪品格，樹立廉潔理念和信仰、提倡廉潔精神和價值、營造廉潔環境和氛圍，推動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會清朗。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方向和范圍，既面向黨員、干部群體又面向整個社會，既注重廉潔政治、廉潔從政和廉潔政府的建設，又注重公民廉潔素養的培育和社會廉潔風氣的養成。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重點在于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增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夯實黨員、干部清正廉潔的思想根基，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營造和弘揚崇尚廉潔、抵制腐敗的良好風尚，實現黨員、干部廉潔從政、廉潔用權、廉潔修身、廉潔齊家。
在廉潔文化建設過程中，從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礎性作用，《意見》要求從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正心修身，涵養文化，守住為政之本”，在潛移默化中提高黨員、干部、群眾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水平，進而織密倡廉促廉、反腐防腐的思想防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積極借鑒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寶貴遺產”，“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歷代廉政建設的思想、制度、實踐所形成的廉政文化，是我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珍貴遺產，也是開展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重要思想資源。汲取崇德尚廉、廉為政本等傳統廉政文化精華，有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黨風廉政建設。
以民為本的治國理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民為本的思想雖然遠遠超出了廉政文化的范疇，但卻是廉政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礎，體現了中國古代廉潔政治建設的價值歸宿。“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百姓安則國家安。孔子把“足食，足兵”看作百姓信賴國家的前提條件，倡導為政者富民、重民。孟子主張民貴君輕，強調執政者重在贏得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鄭板橋的“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體現了愛民如子的情懷。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體現民本思想的古詩文，要求黨員、干部不忘初心，自覺抵制腐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他強調：“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以人民為中心，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才能筑牢廉潔文化的思想根基。
為政以德的道德風范。德治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基本命題，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傳統廉政文化重視各級官吏的政德、官德、廉德建設，突出以德化人、以德育人，教育各級官吏“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慎獨和敬畏，是儒家重要的修身方式，修德修身是古代廉吏的一門必修課。“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畏天命戒律、敬畏道德法紀、敬畏民心良心、敬畏公理正義。有敬畏就有廉恥，沒有敬畏就會寡廉鮮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之交淡如水”“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要求黨員、干部“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
廉為政本的價值取向。“廉者，政之本也”。早在《周禮》中就提出考查官吏的“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作為官員廉潔奉公、為民做主的行為規范和考察官吏、整飭吏治的參考標準。對于為官為人，孔子主張“見利思義”“行己有恥”“欲而不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孟子說：“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老子說：“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在《禮記》和《老子》中，都出現了“廉而不劌”，其基本意思是廉正寬厚，在內涵的具體理解上雖有差異，但視“廉”為君子或圣人的標準則是一致的。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廉潔官吏始終是中國古代人們心中楷模，是社會治理領域正義力量的化身，是社會正氣的脊梁，“大臣不廉，無以率下，則小臣必污；小臣不廉，無以治民，則風俗必壞。”清官作為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內容融入社會輿論教化，成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孜孜以求和津津樂道的文化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告誡領導干部“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廉潔自律是共產黨人為官從政的底線”。在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中，借鑒和吸收優秀廉政文化思想資源，對于黨員、干部加強黨性修養，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有著重要價值和現實意義。
重視制度建設的優良傳統。自秦漢以來，古代廉潔文化建設逐步由道德追求向制度設計轉化，重視制度建設也因此成為古代廉潔文化的一大特色。雖然廉潔的諸多制度法律在皇權政治機體的框架內屢遭破壞，無法根治腐敗，但廉政制度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仍然可以作為推進反腐倡廉以及有效預防腐敗的有益借鑒。“故治國無法則亂”。各個朝代圍繞懲貪倡廉進行了監察制、巡視制、上計制、官吏考課制等制度設計，在官吏的選拔、任用、考核、獎勵和懲治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對策措施，漢代的《傳食律》和唐代《職制律》甚至對官吏出行消費、宴請饋贈等容易產生“微腐敗”的地方都做了具體規定。為保障制度的有效運行，歷代制定了諸多懲治貪官污吏的嚴刑峻法，如以刑懲貪的《法經》，懲貪規定細密化的《魏律》《晉律》，以國家大法來固定懲治貪污犯罪規定的《唐律疏議》等。借鑒歷史上廉政制度建設的經驗和教訓，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需要加強法律和制度建設，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要把籠子扎緊一點，牛欄關貓是關不住的，空隙太大，貓可以來去自如。”有了制度還要認真落實和執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黨員、干部真正做到為政清廉，秉公用權，使廉潔成為立身之基、安身之本。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08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