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中華文明有五個突出的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可以說，深入了解中華文明歷史，準確把握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必要前提。從考古發現并結合文獻記載來看，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都能追溯到史前時期，貫穿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全過程，且相互之間存在密切聯系。
連續性是中華文明最突出的特性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在世界范圍具有唯一性，幾千年來中華民族一直走在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上。
中華文化植根于大約距今20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肇始于一萬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至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大部地區出現共有的宇宙觀、倫理觀、歷史觀和較為復雜的知識系統，邁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步。距今6000年前后各地涌現出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型建筑、大型墓葬等，邁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二步。距今5100年前后出現良渚和南佐等數百萬平方米的都邑性聚落，是具有區域王權的早期國家，這標志著中華文明的誕生。距今4100年以后建立了初步具有“大一統”天下王權的夏朝。夏商周王朝相承相替，經秦漢以后歷代以迄于今，早先產生的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綿延至今，中華文明始終只有一個且持續穩定發展。此外，至少從距今8000多年以來，中華民族的民族主體和語言主體得以延續發展，漢字至少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其他人們日常熟悉的物質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連續性表現還有很多。例如，中國典型的榫卯結構建筑、“南稻北粟”的農業格局、蒸煮食物的習俗、佩戴玉器的習俗等，可以追溯到上萬年前，中國特色的夯土建筑技術和絲織品、漆器等，也都可以追溯到至少五六千年前。
創新性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動力
中華文明古老而又常新，與時俱進、守正創新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不斷創新為中華文明連續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中華文明的物質創造不勝枚舉。兩萬年前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釜），一萬年前發明了榫卯結構建筑技術，馴化了大米（水稻）、小米（粟、黍）和豬，為中華先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保障，促進了人口繁衍。五六千年前發明了夯土建筑技術、玉器制作技術、養蠶絲織技術、漆器制作技術，為都邑聚落的建設和社會復雜化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文明社會的形成。4000多年前發明了復合陶范鑄造青銅器技術，為夏商周王朝的文明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2800年前發明了以生鐵為本的鋼鐵冶煉技術，引發了生產力的大發展和社會大變革。此外，中醫藥的發明，為中華民族的健康保駕護航數千年。秦漢以后還有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更多發明創造。
中華文明精神創造的重要時期是距今8000多年前，中國大部地區出現了共有宇宙觀即“天圓地方”觀和敬天觀，體現在八角形紋、龍鳳形象以及祀天儀式，包含石子龜甲、八卦符號及數卜龜占行為，骨“規矩”、律管及其觀象授時行為等方面。同時，大部地區出現了共有的倫理觀和歷史觀，即重視親情、崇拜祖先、牢記歷史的觀念，集中體現在“入土為安”的“族葬”習俗中。這種“敬天法祖”的信仰或觀念，孕育了整體思維、天人合一、追求秩序、穩定內斂、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祀天行為和敬天傳統的延續傳承，成為后世中國古代政權合法性的儀式見證和思想源頭，現在則發展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觀念。祖先崇拜觀念、宗族觀念流傳至今，成為中華民族孝慈倫理、家國情懷的淵藪。
統一性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主要體現在文化和政治兩個層面。文化上的統一性是“一體”結構的文化上的中國的形成和延續發展，政治上的統一性是“大一統”特征的政治上的中國的形成和延續發展。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中國都是中華民族不斷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果，而且文化上的中國是政治上的中國在分裂時向往統一、統一時維護統一的重要基礎。
中國各區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舊石器時代即已開端，距今8000多年前后文化交流加速，在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的紐帶作用下，各文化系統初步聯結為一個相對的文化共同體，從而成為早期中國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起源。約距今6000年前后，中原核心區的仰韶文化東莊—廟底溝類型向外強力擴張影響，其他文化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也顯著加強，中國大部地區的文化融合成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三層次的超級文化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正式形成。到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的建立，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范圍西到新疆，西南到西藏、云南，南至廣東、廣西，東南至包括臺灣在內的沿海地區，東達山東半島，東北達黑龍江地區，北部涵蓋整個內蒙古中南部甚至更遠，遠大于秦漢以降大部分王朝的政治疆域范圍。
距今5100年左右中華文明形成，在黃土高原和太湖周圍等局部地區出現了早期國家。距今4700多年進入廟底溝二期或者廣義的龍山時代以后，黃土高原尤其是陜北地區的急速崛起和以東地區文化格局的突變，很可能與軒轅黃帝擊殺蚩尤的涿鹿之戰有關。按照《史記·五帝本紀》等文獻的記載，軒轅黃帝征途所至，東至海岱、西至隴東、南達江湘、北到華北，當時可能已有了萌芽狀態的“天下王權”，成為政治上的中國的起源。夏王朝建立，夏王已經初步具有“大一統”政治王權，政治上的中國形成。經商、周王朝，至秦漢形成中央集權郡縣制的“大一統”國家。
中華文明文化和政治上的統一性，植根于中國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以及8000多年前早已形成的共有的“一元”宇宙觀、倫理觀、歷史觀，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源泉。
■良渚文化玉璧 資料圖片
■良渚文化玉琮 資料圖片
■良渚文化神人獸面紋玉三叉形器 資料圖片
包容性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活力源泉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表現在內部多支文化的互融互通、多個社會發展子模式的相互借鑒，以及不斷兼收并蓄外來文化新鮮血液的能力。中華文明充滿活力，蘊藏多種發展契機，能夠適應各種環境變化而不斷前行。
中國的地理環境廣大多樣，文化也可分為多個支系。以先秦時期為例，現已命名的考古學文化數以百計，可歸納為多個考古學文化大區或大系統。比如，蘇秉琦就有中國文化六大區的劃分方案，即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也有多種路徑或多種子模式，我們將其歸納為“東方模式”“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三種模式。“東方模式”富貴并重，物質文化發達，社會分工明確；“北方模式”重貴輕富，物質文化不很發達，社會分工有限；“中原模式”介于二者之間。這些“多支”的文化及其人群不斷交流交融、相互包容，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一體”局面；這些小有不同的社會發展子模式相互借鑒，共同奏響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主旋律。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共存，是“多支一體”的中華文明維持秩序、穩定發展、綿長延續的秘訣之一。
中國從來都不是自立于世界之外的，除去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遷徙，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的交往交流至少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出現。在此后的千余年時間里，西方的綿羊、黃牛、小麥、青銅技術、馬車等先后傳入中國，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中國經濟格局的變革、生產力的發展乃至中華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都起到了促進作用。絲綢之路開通后，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頻繁、內容更加豐富。可以說，開放包容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和平性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由于各地區各民族持續地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上的中國范圍不斷擴大。但夏代以后中國歷代的政治疆域都小于文化上中國的范圍，中華文明在數千年的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主體范圍也基本保持穩定，基本沒有大規模對外擴張的現象。中國歷史上當然也有沖突戰爭，但和平發展是主旋律。中國史前時期就很少有專門武器，新石器時代最常見的武器弓箭和鉞，無非是狩獵所用弓箭和伐木工具斧的改進版。即便是歐亞草原主要用于打造兵器和工具的青銅，到了中國也多被鑄造成象征社會秩序的青銅禮器。
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基于廣大深厚的農業基礎。中國主體位于氣候適中的中緯度大河地區，具備農業發展的良好條件，有著世界上最大范圍的農業區。農業生產需要較長的周期，種子的選育、土地肥力的維持、生產工具與設施的制備、水利設施的建造維護、生產經驗的傳承等，都需要長期穩定的社會秩序。長此以往，就會積淀出追求秩序、穩定內斂、愛好和平的文化基因。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是刻在骨子里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