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用“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高度概括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突出特性。這不僅是對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宏觀概括，也是我們從事文化觀察與文化研究時準確把握其形態特質的關鍵理念。
中華文明歷經千載生生不息，以豐富多樣的形態和穩定厚重的載體，延續著中華民族的品質和精神。語言文字是人類最重要的文化載體，維系著民族的統一和政治的穩定，肩負著文明傳承和社會革新的使命。數千年來，漢語漢字以規范的形態和鮮活的生命力聯通人民的交流，延展思想的流播。在璀璨的中華文明史上，無論是古代思想家的論述和學說，還是歷代經典作家的文學作品和民間文藝，無不借助漢語漢字跨越時空，走入人心；來自兄弟民族的思想和智慧，也通過漢語漢字融入中華文化和民族傳統，充實豐富了漢語的語言文化，鑄就了民族文化共同體。
從連續性看，以漢語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明數千年未曾中斷，無疑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跡。從古文字的可讀解性到歷代經典的可誦讀性，足以說明語言文字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始終是中華民族的物質支撐。這種語言文化的歷史選擇歷久彌新，無聲地證明了中華民族的道路選擇和道路自信，也終將助力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從這里，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國、現代中國和未來中國。從創新性看，漢語漢字頑強的生命力來自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革故鼎新精神。我們的語言文字始終沒有走上形態化語言的語法形式和拼音文字的書寫形式，因此，為民族固有文化精神的展現和語文表達力的創新留下了足夠的空間。漢語注重語用、注重情感的特點，漢字注重表意的特點，不僅是民族性格的外化，更是中華文明守正創新的精神體現。從統一性看，漢語漢字真正體現了民族和文明牢固而不可中斷的堅強信念。自秦代實現國家統一以來，無論是政權更迭還是非漢族政權統治，語言文化始終是不弱于軍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一種無形的力量，語言文字的同化能力總是首先把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保證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從包容性看，我們的民族共同語在發展過程中，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合理地融合了大量非漢語成分。從表面上的直接引入外來詞匯，到深層次的語法結構和語音系統的調適，語言文化接觸和融合的痕跡無處不在，顯示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從和平性看，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化不僅作為主體民族的母語，也成為民族大家庭乃至友好鄰邦相互交往和溝通的便捷媒介。盡管漢語的類型特點迥異于其他語言，但在歷史和現實中我們從沒有推行語言霸權，而是一直以求同存異的態度尋求與世界語言大家庭和諧共融，以文質彬彬的姿態展現著世界和平建設者、全球發展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維護者的風貌。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論斷，不僅強化了我們的文化自信，更為我們面對文化遺產所應采取的科學態度指明了方向。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回顧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生和發展，并指出鴉片戰爭后，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經歷了劇烈變革的陣痛。我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是在“尋求救亡圖存之策”的動力驅動下萌芽的。包括語言文字在內的文化遺產，是該按照西方文明的方式徹底改造，還是冷靜思考它的文化精髓，用轉化和發展的態度去讓它適應并促進社會改造？在20世紀初一個相當長時期、相當大范圍內，有一種頗有影響力的觀點，即以傳統的漢語漢字作為文學革命的對象。這種主張盡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其歷史進步性，卻也失之偏頗，缺少足夠的理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的確，回顧歷史我們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是馬克思主義光輝的燭照，我們將付出更大的代價。新文化運動興起后，對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國外哲學社會科學三者之間的融通沒有真正做好，有些文化學者把國家政治和經濟的弱勢歸咎于文化載體，簡單粗暴地把矛頭指向包括漢語漢字在內的眾多文化表現形式，并力圖全面改變其面貌，對傳統的割裂和對西方形式的機械模仿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廣大民眾的普遍接受，反倒促使人民反思什么才是正確的轉化、發展態度。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第一次科學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文化民族性、科學性之間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從百余年來我國現代人文學術研究的發展歷程來看，中國的文化學者從開眼看世界開始，以廣博的胸懷和求知的熱望，學習和吸收了現代學術理念，把握其中的科學立場和邏輯精神，對我國傳統學術做了清醒的梳理和提煉，在一些學科中建立起了融通中外的學術體系，并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基礎上初步形成了中國式的話語體系。事實證明，那些拘泥于傳統、拒絕馬克思主義和現代學術滋養的保守做法，那些盲目崇尚西方形態、失去科學理論指導并遠離民族文化土壤的執念，以及排斥現代科學精神、輕視民族文化的機械教條思維，都不會把中國學術帶向成熟，都不可能助力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
新時代以來，黨的創新理論不斷開拓出新的思想境界，尤其是文化自信的理念日益深化，讓我們更加看清“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近年來，通過對現代人文學術走過道路的反思，我們更深刻地體會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命題的重要價值。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第二個結合”的五點論述，更是得到了文化現實的印證，同時幫助我們撥開迷霧，看清道路和方向。第一，語言文化現實印證了“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的觀點。漢語言文學自古“以對為本”，“對言”和“互文”映射出了中國人思維方式中對立統一的語言觀，這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觀相吻合，而對立統一正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某些頗有影響的西方哲學的關鍵點。第二，語言文化研究證實了“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的觀點。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確立了注重演變的語言觀察方法，從傳世的古代文論中發現漢語精神，用現代語言學方法闡釋其時代價值，由學術理論的新構建，以及學理化的漢語應用指導點亮了現代文化載體的軀殼，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第三，語言文化的作用驗證了“結合”筑牢道路根基的觀點。中國式思想以中國式話語體現，中國式話語編織起中國式現代化的圖卷。第四，“第二個結合”作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打開了創新空間。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語言文化論述不免還有近乎教條主義的解讀，對語言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形成了狹窄的、機械的看法。有了“第二個結合”，漢語文化體用不二、主客觀融合的觀點使我們的認識得到提升，從中國視角重新研讀馬克思主義原典，得出關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全新理論發現。第五，探索語言文化發展內在動因的過程，也是深化“第二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認識的過程。我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領會到對于文化載體的維護和精研對國家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價值，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使我們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基于文化主體性而創立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我們也從理論高度和歷史高度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自身的時代使命，更加珍愛我們的文化載體，更加珍視我們的學術工作。我們將進一步領會“第二個結合”的偉大意義，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經驗，把握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站在中國道路、理論、制度認識的新高度，站在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新高度，增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