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世界政治評論網站5月2日刊登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庫布斯·范施塔登的文章，題為《中國希望再次改變全球發展》。全文摘編如下：
中國標志性的“一帶一路”倡議將迎來十周年。“一帶一路”倡議推出十年后，一個截然不同的中國重新出現在世界舞臺上。隨著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的提出，中國似乎有意重塑自己作為國際發展合作伙伴的角色。這些努力的結果不僅僅關乎基礎設施，它們還可能改變全球發展本身。
改變全球基建面貌
“一帶一路”倡議仍然難以量化，部分原因在于它代表著“走出去”戰略的一個延續。簡而言之，它關乎為中國積累的外匯儲備找到投資目的地，同時為中國龐大的建筑業尋找新項目和海外市場。在實踐中，這意味著比2013年中國正式推出“一帶一路”倡議更早的一些計劃后來也被歸為其中。
“一帶一路”倡議保留了最初對市場和供應鏈的戰略關注，但作為一項獨特的倡議，它的出現也被視為一個機會，以使中國在未來能夠成為全球經濟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明確地把中國定位為一個新興的全球大國。
這個計劃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使得中國作為經由中亞的歐亞陸路貿易和東南亞海上貿易中心的歷史角色煥發新生。象征性地把中國當下的經濟實力與其早些時候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重新統一起來顯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
盡管如此，“一帶一路”倡議很快就以通過中國政策性銀行的大量貸款來提供硬性基礎設施而聞名。例如，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歐洲之間開通了數十條鐵路貨運路線。它還提供了許多經濟特區、相互連通的公路和數千公里的海底電纜。其中包括中巴經濟走廊等跨境多式聯運倡議，以及像印尼的雅加達-萬隆高速鐵路等引人注目的基建項目。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改變了全球南方的基建面貌。
全面加強南南合作
有跡象表明，中國擁有更廣泛的雄心，并可能影響到全球發展的結構。
2021年9月，中國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隨后對這一概念進行了闡述。與“一帶一路”倡議明確以中國為中心的特點不同，全球發展倡議強調與聯合國密切合作。中國還召開了以“構建新時代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攜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主題的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
這種以聯合國為中心的運作方式同時涵蓋多個基準。全球發展倡議與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存在重疊，將其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闡述的多邊發展基準聯系起來，也是利用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聯合國受到全球南方國家歡迎，同時也是不完全受美國控制的真正的全球性多邊機構之一。而這也能夠讓中國在聯合國內部擴大自身影響力。
全球發展倡議與2022年宣布的“全球安全倡議”是孿生姐妹，后者的重點是促進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強調人類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體”。對南南合作的強調似乎是為了對抗全球北方國家在保障全球安全方面發揮的主導作用。
全球發展倡議承諾中國將在八個領域與全球南方國家進行合作：減貧、糧食安全、抗疫和疫苗、發展籌資、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工業化、數字經濟、互聯互通。中國還列舉了這一新倡議的32項舉措的成果清單，其中包括成立一個全球減貧與發展伙伴聯盟，以及促進南南合作共享發展知識。它還計劃在南亞、東南亞、非洲和大洋洲開展50個具體的試點項目，其中大部分由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和聯合國各機構共同實施。
深遠影響全球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從來都不僅僅關乎基礎設施。更確切地說，成為“一帶一路”標志的橋梁、道路和港口都屬于設施聯通，這只是構成“一帶一路”的所謂“五通”中的一個。其他“四通”包括政策溝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諸如“數字絲綢之路”和“健康絲綢之路”等概念的提出也表明，中國提供物理疆界和數字互聯互通的目的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協調，這將使中國在制定新規范方面處于有利地位。
全球發展倡議則是更明確延續了這一舉措。通過將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定位為促進聯合國發展目標的倡議，中國創造了一個使其能夠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受眾接觸，在發展和技術標準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的環境。
除了與全球南方加強協調的目標之外，中國已經在挑戰西方作為發展的領導者和標準制定者的地位。
“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的啟動表明，中國正準備對西方領導地位發起根本性挑戰。在美中競爭的地緣政治似乎滲入全球政治的方方面面時，這場斗爭的影響可能是深遠的。在這里，它們的意義也將不僅僅是基礎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