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相繼訪問印度和烏克蘭，并邀請兩國元首參加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簡稱“G7峰會”）。作為2023年G7輪值主席國，為給5月在廣島舉辦的G7峰會鋪路，日本煞費苦心。除了1月巡訪G7成員國中的5國，岸田文雄還在3月密集開展穿梭外交，邀請越南、澳大利亞、巴西、印尼、庫克群島、科摩羅、韓國等國領導人和聯合國、國際能源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個國際機構的負責人參加G7峰會。
分析認為，借助主辦G7峰會的機會，日本一面賣力扮演美國“印太戰略”急先鋒的角色，一面打著自己的陰暗算盤。在為G7峰會大力造勢的過程中，日本不斷渲染所謂“東亞安全困境”，為其軍事松綁做輿論鋪墊；通過與相關國家建立防務合作，極力引入并利用域外力量針對中國。日本這些加劇陣營對抗的舉動已引起亞太地區國家的高度警惕。
密集出訪 拉幫結派
3月以來，岸田文雄高調展開一系列穿梭外交，為G7峰會鋪路。在訪問印、烏之前，岸田文雄剛剛接待了訪日的韓、德兩國領導人。除了爭取這些國家對今年G7峰會的支持，日本還在這幾場雙邊外交中摻雜私心。
3月21日，岸田突訪烏克蘭。在基輔的記者會上，岸田宣布，日本將通過北約信托基金，向烏克蘭提供3000萬美元以獲取“非致命性武器”。
當前，利用烏克蘭危機推動日本突破“和平憲法”束縛，已成為岸田政府的政策目標。西方媒體注意到，對日本國內，岸田推動這一進程的說法并不是“日本要支持烏克蘭”，而是“今天的烏克蘭可能是明天的東亞”。
3月20日，訪印期間，岸田邀請印度總理莫迪參加G7峰會，強調印度“是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不可或缺的伙伴”。隨后，岸田公布了以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為目標的新行動計劃。該計劃提出，到2030年，日本政府和民間將投入超過750億美元，用于支持印太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
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全球南方”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為主。日本邀請印度參加G7峰會，目的在于通過與印度合作，強化對“全球南方”的干預。
3月18日，岸田會見訪日的德國總理朔爾茨，展開兩國首次政府間磋商。日本電視臺報道稱，此次磋商的最大目標是強化雙方在經濟安全保障領域的合作。路透社報道稱，日德兩國還就加強防衛領域合作達成共識。德國軍方將進一步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參與，增加與日本自衛隊間的演習和部隊交流。
3月16日至17日，岸田與韓國總統尹錫悅舉行了12年來兩國間首次正式首腦會晤。日本共同社報道，此次首腦會談確認了日韓、美日韓合作的重要性，同意恢復雙邊安全會談，確認了“自由開放的印太”的重要性，恢復自2019年起中斷的雙邊軍事情報共享協議。
“今年以來，岸田密集出訪多個國家，都是在為主辦G7峰會做準備。”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樊小菊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日本來說，這是俄烏沖突爆發后美西方國家的又一次重要會合，也是日本大幅修改安全和防衛戰略后的一次重要主場外交。日本希望借機提升自身國際影響力，凸顯自己作為“西方列強”之一的地位。同時，對日本國內而言，岸田政府也希望借此提升民眾支持率。
“印太”議題 夾雜私心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稱，作為今年G7輪值主席國的日本正在匯總議題，并與其他G7成員國進行溝通協調。報道稱，“印太”或將首次成為集體討論的G7議題，以應對所謂“中國威脅”。除“印太”外，“經濟安保”也將成為G7峰會的議題之一，預計G7將就半導體、稀土等重要物資的供應鏈問題進行溝通。
作為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急先鋒，日本借主辦G7峰會，大力推銷“自由開放的印太”。在為G7峰會鋪路的穿梭外交中，“印太”已成為日本對外“談合作”的一張“萬能牌”。
“籌備G7峰會，日本的盤算是持續強化日美同盟的同時，發展日本在外交與安保領域的實力，謀求所謂大國地位。”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對本報記者表示，早在2016年，安倍晉三就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日本計劃在今年G7峰會設置“印太”和“經濟安保”議題，其實就是想引領相關話題，這也正合美國之意。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大框架下，日本十分看重主辦今年G7峰會的機會，試圖通過引領政治、經濟、軍事話題，拉攏相關國家，實現自身謀劃。
“岸田提出的印太構想新計劃內容自相矛盾。新計劃提出四大支柱，除了強調‘規則’‘法治’等，在俄烏沖突背景下，還強調‘和平’，但同時又提出要由‘海’向‘空’擴展安全合作，而這可能加劇競爭和對抗，與‘和平’的方向背道而馳。”樊小菊指出，日本最早提“印太”，是為了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后來這一概念被美歐等沿用，加劇了地緣政治競爭。而日本借此提升了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并借由“印太四邊機制”等與多國加強軍事合作，實現自衛隊進一步“走出去”。
近幾年，打著“自由開放的印太”的旗號，日本不斷夸大國際局勢緊張的嚴峻程度，向突破“和平憲法”和擴張武力邁出更大一步。
2022年12月16日，日本發布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以及《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三份有關國家安全的文件，提出日本將致力于擁有對敵攻擊能力等政策主張，并將在未來5年大幅增加軍事開支。三份文件的出爐，意味著日本防衛戰略的重大蛻變，完全拋棄了“專守防衛”原則，徹底背離了日本“和平憲法”理念。
“從2015年解禁集體自衛權到去年底修改安全戰略和防衛戰略，大幅增加軍費，發展進攻性武力，日本正在逐步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去年修改安保戰略并沒有在國內引起強烈反對。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俄烏沖突之后日本政府反復渲染國際環境日趨嚴峻，炒作日本安全環境惡化，借此機會大幅突破‘不保有戰力’的憲法規定。”樊小菊說。
加劇對抗 破壞和平
參與日印兩國聯合軍演、美日澳法“對抗北方2023”大規模聯合軍演、美國和菲律賓“肩并肩”大規模聯合軍演、美國和泰國主辦的2023年“金色眼鏡蛇”多國聯合演習……在忙碌籌備G7峰會的同時，日本也沒有缺席各大聯合軍演。而且3月中旬，日本、英國、意大利三國防長在日本東京進行面對面會談，就共同開發下一代戰斗機展開密切合作等達成一致。
“近年來，日本的激進擴武之舉，離不開美國的授意和松綁。”周永生表示，在美國縱容攛掇和日本自身需求驅動下，日本的野心全面膨脹：在政策上，出臺三份安保文件，將中國視為最大挑戰；在外交上，通過七國集團、美日印澳四方機制和北約等，試圖把歐洲力量拖入亞洲，加大歐洲在亞太地區參與力度；在軍事上，將國防費用大幅度提升，購買先進武器，聯合多個國家進行軍演。
《東京新聞》在題為《“深化”軍事合作，擔憂日美安保變質》的社論中稱，“日本自衛隊與美軍加速一體化，以及日本防衛費劇增將使地區軍備競賽白熱化，這不會破壞地區穩定嗎？”朝中社刊文稱，一些西方國家為日本重走軍事大國化道路煽風點火，使得不安定的烏云籠罩亞太地區。
“日本加強軍事能力、提高軍費，強化與美歐國家的安保合作，事實上就是把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鄰國當成‘假想敵’，這無疑會給東亞地區安全局勢帶來巨大不確定性。”周永生表示，除了軍事合作，日美還試圖聯手通過供應鏈“脫鉤”等手段阻礙其他國家的科技、經濟發展，為自身謀求競爭優勢，這樣做的結果必將導致全球“陣營化”加劇。而“陣營化”會使被卷入其中的國家都受到影響，這個過程中沒有贏家。
“日本邀請幾個G7成員國之外的國家參會，目的是打造新的勢力范圍，加劇陣營對抗。”周永生表示。“近年來，日本熱衷于和美國一起塑造冷戰式陣營對立的國際格局。日本邀請巴西、印尼等‘全球南方’代表參加G7峰會，企圖分化‘全球南方’，暴露了其加劇陣營對抗的意圖。但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當今世界各國經濟聯系密切，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不愿意選邊站隊。”樊小菊分析，日本放棄和平主義道路，塑造和推動陣營化對抗，不僅會加大地區軍備競賽危險，加劇地區局勢緊張，還會升級地緣競爭和對抗，對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將產生嚴重負面影響。
本報記者 賈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