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樊錦詩向北大捐贈1000萬，用以支持北大敦煌學研究”的新聞標題，我心里先是一陣溫暖和敬佩，進而也閃過一絲驚訝：這位質樸的“敦煌女兒”，何來如此巨款？
樊錦詩先生
哦，原來她捐出的，是2019和2020年獲得的兩筆獎金，還有自己多年的積蓄。這也不是她第一次捐贈了。工作時，她就每年捐1萬元給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堅持了近三十年。2014年退休時，又把45萬元公積金一次性捐出。
探尋答案的過程，也是好奇慢慢轉化為溫暖和敬佩、溫暖和敬佩越積越濃厚的過程。一個物質條件優渥的人，尚且不一定能做到如此長時間跨度、高額、徹底的捐贈，何況大半輩子都在清苦和寂寞中度過的樊錦詩？非心中無小我有大愛，不能如此。
“做人不能只為自己打算，這份獎金應該‘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一定要使所得獎金用在有益于社會發展的事業上。”這是樊錦詩的肺腑之言，但于我們看來，卻也屬實是自謙之語。身居大漠半個多世紀，為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弘揚和管理事業貢獻畢生心血、作出突出貢獻的她，擔得起那些榮譽、褒獎，也配得上各種獎勵、獎金。
已經高齡過80的她，本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些名利，讓晚年生活更加安逸舒適，但她沒有，而是選擇全部捐出，讓獎金流向更需要的地方，去發揮更大的用處。這是一種超脫的價值觀，更是一種崇高的人生觀。
而如果稍微熟悉樊錦詩的事跡，了解她之前做過的那些讓人動容的點點滴滴，你又會對她“捐贈1000萬”的舉動并不意外，只會再次贊嘆一句：可以，這很“樊錦詩”。
那些事跡，包括她職業生涯中一些被反復提及的“名場面”，比如頂著北大畢業生的光環，遠赴條件艱苦的敦煌莫高窟工作；耐得住工作環境惡劣、與丈夫分居19年，在敦煌一干就是40多年；帶領團隊開啟構建“數字敦煌”，歷經30多年探索，讓敦煌文化與藝術走出洞窟、走向世界；擔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期間，從職工住宿條件，到食堂飯菜口味，她都要操心……
也包括她對于母校的赤子之心，對于文物保護人才培養的重視。最著名的一個案例是，2020年，湖南留守女孩鐘芳蓉以高分報考北大考古專業，引發熱議。樊錦詩送給她口述自傳《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鼓勵她“不忘初心，堅守自己的理想”。
有趣的是，很多人是從這件事中，第一次知道樊錦詩，進而去了解她的故事的。這是一個外人走近樊錦詩的契機，也像一條紐帶，開啟了一個平凡而偉大的靈魂與廣闊社會更深層次的鏈接和共振。
一邊，是樊錦詩正影響到越來越多的人，不僅是北大學子，還有更多在人生道路面前迷茫徘徊的年輕人，聽從心中理想的召喚，獲得了奮勇前行的力量；不僅讓文保行業更接近一門“顯學”，讓文保從業者的生存現狀更被看到、更具自我認同感，也讓更多圈外人對于我國文保事業傾注更多關注，凝聚合力推動我國文保工作的發展進步。
另一邊，是社會對樊錦詩奉獻精神的肯定和褒揚。從《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入選“五個一工程”獲獎名單，到今年3月8日滬劇電影《敦煌女兒》上映，講好樊錦詩的故事、弘揚“莫高窟人”精神，正如春風化雨，滋潤億萬國人的心田，鼓舞更多人在價值觀多元、個人選擇豐富的當下，撇開喧囂與浮華，去發掘屬于自己的那一份“寶藏”。
2018年12月19日，獲得“改革先鋒”稱號的樊錦詩在北京大學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座談會上
1963年，樊錦詩大學畢業，到莫高窟工作，到如今整整60年過去了。今天，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人們的生活工作情狀，乃至文保事業的開展局面，與樊錦詩剛參加工作時，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但無可置疑的是，身處新時代，我們仍然需要樊錦詩，而且需要千千萬萬個“樊錦詩”。有理想、有信念，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一生做一事，一事終一生”式的孤勇，是完善個人人格應有的終身追求，也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持續向上、永遠向前的必備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