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時報》最新一期關于美國童工問題的報道中，有這樣一張照片：芝加哥一家小快餐店里，一名15歲移民少年低頭看手機，雙手滿是污漬，他在一家制造業公司上夜班。童工問題在當今世界人人喊打，但在美國社會依然觸目驚心。
根據美國勞工部統計，2022年有數百萬美國青少年受雇于農業、食品服務、零售、娛樂和建筑行業，其中大多數是移民兒童。路透社報道說，自2018年以來，美國被非法雇傭的童工激增了近70%。
美國不是自詡為“人權燈塔”嗎？為何一直照不到那些被迫勞動的未成年人呢？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法律體系存在漏洞。
在美國國內，關于童工的幾條法律——《基廷-歐文法》《公平勞動標準法》等，都是上世紀早期美國政府迫于社會進步的壓力推出的。它們沒有禁止使用童工，只是做出一些限制，這就為部分行業雇傭童工披上了合法外衣。
比如，關于童工年齡的限定。美國聯邦法律規定，禁止18歲以下未成年人從事危險工作。但美國1938年出臺的《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非危險行業可以雇傭14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因此，像《紐約時報》照片中的這名15歲童工，本身就處于法律的盲區。
再有，關于童工的工作領域。美國相關法律禁止14歲及以下兒童在大多數行業工作，但農業勞動等除外，年齡也可以更低。根據非盈利組織“美國農場工人健康中心”的數據，美國有30萬至80萬名未成年人在農場工作，有些還不到十歲。他們長時間辛苦勞作，工資微薄，還需要操作鋒利工具或沉重機械，生命安全面臨威脅。美國政府報告顯示，每年有10萬名農場童工因工受傷。
此外，違法成本低、罰款不痛不癢，也讓美國不少企業鉆了空子。根據美國現行法律，非法雇傭一名童工的最高民事罰款僅為1.5萬美元。而且這里受保護的童工還是指擁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未成年人，并不包括沒有取得正式身份的“黑戶”。對于多數美國企業來說，小錢一交就能了事，也就不把法律規定放在眼里了。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暴發后，為緩解就業人手不足，美國企業紛紛發布廣告招聘未成年人。威斯康星州等還出臺法案，允許童工加班到深夜23點，導致雇傭童工的現象激增。
下一個問題來了：為什么美國關于童工的法律體系漏洞百出呢？這要從這個國家的歷史說起。
美國是一個移民建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早期移民兒童普遍參加勞動。特別是在南方奴隸制盛行時期，童工現象更是普遍，那些被販賣的非裔兒童占了相當比例。1791年，時任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就聲稱，兒童可以成為廉價勞動力來源。美國的礦井、農場等紛紛雇傭童工。此后兩百多年來，美國童工遭到廣泛剝削和壓榨，從根本上說是奴隸制的原罪，是美國系統性種族歧視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美國兩黨制以及黨爭權斗也令童工問題久拖不決。《紐約時報》分析說，雖然關于移民兒童遭壓榨剝削的報道引發了關注，但兩黨在移民政策上的斗爭使得問題變得更加復雜，“美國會就解決童工問題陷入了黨派斗爭的泥潭”。拉美南方電視臺曾發表評論指出，“童工沒有投票權，因此無法自行推動改革，也無法影響美國各級政府決策，更沒有利益代表替他們說話”。這從體制層面解釋了為何童工問題飽受外界批評、美國政府卻幾乎沒有采取任何重大措施。
兒童是希望，是未來，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應該保護的弱勢群體。但在資本至上的美國，顯然把他們當成了廉價勞動力。時至今日，美國仍是聯合國193個會員國中唯一沒有批準《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如果一個國家連兒童權利都保護不了，算什么“文明國家”，談什么“人權”呢？當美國政客一邊消費童工被迫勞動的產品，一邊對其他國家人權狀況指手畫腳，其實是展露了美式人權的虛偽、雙標與“燈下黑”。
（國際銳評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