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壓減出具證明事項到整治“文山會海”，從為微信群、政務APP“瘦身”到嚴禁加碼考核……近年來，按照黨中央部署要求，江蘇各地聚焦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這一突出問題，持續深化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減負效果如何？連日來，記者深入全省多個社區，和一線的社區工作者面對面，聽他們談減負的獲得感與新期盼。
萬能章“瘦身”，“指尖”負擔也少了
走進高郵市琵琶社區辦事大廳，左手邊醒目地展示著高郵市村（社區）級代辦服務事項目錄（55項），以及明確保留和取消的項目清單。其中，取消的村（社區）蓋章證明和協助事項有59項，包括非獨生子女證明、健在證明、殘疾人情況證明、地址變更證明等。
“現在需要社區蓋章的事項少了一大半。”在社區工作22年，高郵市琵琶社區黨支部書記伊廣美見證了“社區萬能章”從繁至簡的“瘦身”全過程。接受記者采訪前，她剛剛為一戶居民的父女關系證明蓋了章。實際上，減負后親屬關系證明大多不需要社區蓋章。“這戶情況特殊，父親戶籍在泰興，社區要是不管，居民就得跑到泰興的派出所，我們比較了解情況，也就幫忙蓋了。”伊廣美解釋道。
“證明我爸是我爸”“證明我還活著”……曾經，一些部門把社區當成“證明大本營”，遇到難辦的事，就讓居民先到社區開證明。2020年，民政部等六部門印發《關于改進和規范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證明工作的指導意見》，部署開展“社區萬能章”治理專項行動。隨著專項行動的深入推進，“社區萬能章”也在悄然“瘦身”。以高郵為例，目前保留的村（社區）蓋章證明事項清單僅有10個事項。
“文山會海”也曾是困擾社區的“老大難”問題。過去，南京市鼓樓區一名社區書記被同事戲稱為“會長”——絕大多數會議都要求社區書記參加，最多時周一到周五上午下午全是會，“社區電話不停地打過來，一堆事急等著要做，你說哪里坐得住？”如今，他需要參加的會少了一大半，條線上的工作會議基本只需負責的社工去。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形式主義從“辦公桌”走向“指尖”。記者采訪發現，社區干部反映“指尖上的負擔”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兩多”：一是網絡工作群多，二是工作應用軟件多。
南京一名社區書記告訴記者，最多時，自己的手機安裝了39個工作APP。當老百姓來社區辦事時，社區工作人員不是先聽訴求，而是先低頭打開手機APP：“需要調解是吧，等一下，我先手機錄一下，你帶沒帶身份證，先給我拍個照錄一下……”每天打卡簽到、上傳圖片視頻，完不成還面臨考核扣分，也曾讓這位社區書記和同事們苦不堪言，比如，上門走訪先拍個老百姓家的門頭，巡河要先拍照，每天檢查垃圾分類還得先在垃圾分類點上拍一張……“現在‘打卡’檢查基本沒了，工作APP減少了2/3。”
“新煩惱”接踵而至
在南京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詹國輝看來，無論是精簡會議還是減少工作APP，雖然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實質仍然是在問題表象和負擔存量上做文章。一旦出現新任務、新情況，依舊會被變著花樣下派到社區。
以公章為例，清單之外的事項有時仍然“非蓋不可”。伊廣美遇到最多的就是房產繼承問題。不少居民手持戶口簿、死亡證明等證件，希望社區出具房子歸屬及子女情況的證明。“因為公證處只認社區公章，不認證件，但是直系親屬有哪些？是不是有抱養？我們也搞不清楚，萬一蓋錯了，板子還要打在我們身上。”群眾有需求不能不管，社區在“被迫”蓋章時，不得不附加“自保條款”——所有材料均由居民本人提供，日后若產生相關矛盾與社區無關。
不少社區工作人員反映，這兩年隨著新能源汽車的普及，居民為了安裝充電樁頻繁找社區蓋章。“一個月少說也得有四五起，但我們也很為難。”高郵市文游臺社區黨支部書記朱永梅坦言，由于權責不清晰，蓋章就意味著社區要承擔建充電樁可能帶來的安全隱患和鄰里糾紛，而不蓋章則可能面臨居民的不滿甚至投訴。
社區不敢蓋，群眾等不起。因為不蓋章被投訴，對朱永梅來說是再常見不過的一件事，“最多一個月有10多件”。“都是哪些章？這個章到底該不該蓋？你們能不能蓋？”面對記者的詢問，朱永梅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哪有該不該，社區是面對群眾的一線，只有托底的‘能’。”
某些職能部門派發的任務考核，也讓不少社區工作者頭疼不已。每周，社區網格員馬雪需要到網格內10家餐飲店檢查食品安全。“但我們的確沒有專業知識，只能簡單看一下食品的生產日期、查查有沒有健康證。”
按照考核要求，這種象征性的檢查還得“出實效”，即每季度必須找出一個問題。“沒辦法，找不到也得硬找。”一些社區網格員逐漸摸索出一套應對方法：先看看健康證明是否過期、灶具有沒有擺放無關雜物，再從垃圾桶擺放位置、消毒設施是否完備等方面“挑刺”，“過陣子，再去拍張收拾干凈的照片上傳，這就算整改完成了。”
類似的“硬性考核”任務，還有不少。比如，上級嚴格規定走訪入戶的數量要求，一些社區網格員為交差不得不進行“擺拍”；文化服務活動每年參與人次不得少于幾十萬人次，社區即使天天搞活動，可能也達不到要求；社區圖書借閱人次要超過幾萬人次，為達標只能拿著機器對著書反復刷……讓他們感到壓力最大的，是與條線任務相伴的各種責任。蘇南一名社區書記苦笑著說，由于壓力大，自己的睡眠質量越來越差。
這名社區書記發現了一個規律：一旦一個部門向社區“伸手”，緊接著就是制度、考核、評比等一股腦地涌進社區，屬地責任最后逐漸變成了無限責任。“你會發現，凡是不涉及責任的負擔都減了，但是涉及責任的，減得并不理想。”
讓權責統一、各負其責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于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的意見》在“深化減負增效”部分明確提出，建立健全社區工作事項準入機制和動態調整機制，規范社區組織的工作事務、機制牌子和證明事項。從重拳整治到建立健全相關機制，減負政策正在逐步深入、走深走實。
“我們社區工作者在組織、上級、社會群體交往中形成了很多角色，既要當好群眾的服務員、社區的管理員，也要當好上傳下達的聯絡員，甚至是政策在基層落地的具體執行者等，在多個角色頻繁切換、多頭兼顧，很容易導致權責邊界模糊、職責不清。”詹國輝分析，導致“小馬拉大車”、社區“角色超載”的因素有很多，但角色定位不清晰是主因。當務之急，是要理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劃定社區的職責邊界，充分激發、挖掘社區在提供公共服務和進行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特別要凸顯社區在預防與化解社會矛盾中的價值。
當下，如何管住上級黨政部門伸向社區的“手”？在詹國輝看來，除了不斷優化減負清單，建立科學有效的監督機制和嚴格管用的責任追究機制，是有效規范各級政府及黨政干部行為，防止“層層加碼”現象蔓延的主要手段。
“如果職能部門擔當作為不夠，把該承擔的任務向社區派發，這就是典型的作風問題。”高郵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相關同志介紹，2021年以來，該市紀委監委就牽頭開展基層減負“六多”“四重”問題等專項治理，“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基層減負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容易反彈反復，必須持之以恒抓整改、抓落實。”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陳珺璐 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