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19日電 題：美國要與中國真誠對話，不能將一國安全凌駕于他國安全之上
作者 莫紅娥 張東方
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如今不斷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盡管中國一再強調始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永遠不稱霸、不擴張，卻仍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視為強敵，并被多種方式圍堵。
從中美關系現狀來看，雙方發展關系的癥結在哪？雙方應做出什么改變，才能在解決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以和為貴”的中華文化傳統，對解決地區沖突有哪些啟示？
對此，中新社“東西問·中外對話”邀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吳根友和美國漢學家、美國瓦薩學院哲學教授萬百安(Bryan Van Norden)，就上述問題展開對話。
吳根友表示，中美雙方首先應該在政治上做到相互尊重，努力開展真誠對話，不能把一個國家的安全凌駕于其他國家的安全之上，而是在已形成共識的領域當中展開合作。
萬百安表示，要改善中美關系，美國必須給予中國應有的尊重，而不是將中國視為敵人。
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以和為貴”的中華傳統文化，對解決地區沖突有哪些啟示？
吳根友：“以和為貴”這一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思想之一。在當前的國際事務中，特別是對地區和全球事務的處理，都具有極強的啟迪意義。
長期以來，整個中國農業文明基于農業生產、收獲，由經驗而提升出“和實生物”，即和平才能讓萬物得以生長。這種積極的哲學觀念將和平看作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為當今社會解決地區和世界范圍內的矛盾和沖突，奠定了思想基礎。
我們人類社會需要自由、民主、平等，但如果沒有一個和平的環境，即使是現代工業的競爭也無法展開，因為戰爭會破壞我們的生活秩序。
另外，根據社會學一般研究和調研來看，一個民族在戰爭之后，至少需要兩代人左右的時間，才能夠化解這種怨恨。所以，只有和平才能夠為人類各項事業的發展創造基本前提和保證。
因此，中華文化從自己的優秀傳統出發，在國際事務和地區沖突中強調和諧、和平，對于當今國際事務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啟迪意義。
萬百安：中國有著悠久、成熟的外交傳統，可以追溯到管仲和諸葛亮(時期)。近幾十年來，中國在國際上取得了應有的大國地位，因此它將越來越多地發揮中立方的主導作用，幫助解決國際危機，國際社會應該歡迎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
中新社記者：如何才能真正緩和中美雙方的關系？
萬百安：如果每個大國都認識到，自己必須找到某種方法與其他大國共存，那么大國之間的競爭就會謹慎而克制。要改善中美關系，美國必須給予中國應有的尊重，而不是將中國視為敵人。正如孔子所說，“君子無所爭。”
吳根友：中美雙方首先應該在政治上做到相互尊重，恪守《聯合國憲章》，努力開展真誠對話，而且要言而
有信、言行一致。其次，雙方要正常開展人文學術交流、科學和技術的交流等。同時，不能把一個國家的安全凌駕于其他國家的安全之上。最后，中美兩國要在具有共識的領域里展開合作，避免零和博弈，學會共贏。
中新社記者：漢學家在美國的地位如何？美國政策圈在制定政策時，能否聽得進漢學家的聲音？
萬百安：在中國，知識分子廣受尊重，但是在美國，人們更尊重運動員和藝人，而不是受過良好教育、治學嚴謹的學者。美國人不太關心別人的資歷，托克維爾那個時代是這樣，現在依然是這樣。
我認為美國人應該多向知識分子學習，我希望美國政府更多地關注知識分子，尤其是漢學家。
中新社記者：有分析認為，中國在全球事務當中不謀求領導權，但是美國更傾向于獲得全球事務的領導權。相較于美國，中國所奉行的政策似乎更有利于全球問題的解決。您認同這種看法嗎？中美雙方應該做出什么改變，以便在解決全球問題中發揮更多作用？
萬百安：中國必將在大國中占據一席之地，美國和其他國家必須適應這種新的地緣政治形勢。面對全球事務，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仍然奉行這樣的思維模式，即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我認為，美國民眾應該與中國民眾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展開建設性對話。因為在我看來，美國人通常不理解真正激勵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價值觀。但在一個多強并存的世界里，我們無法承受互不理解的代價。
我希望在未來，美國會進一步認識到地緣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并且進一步了解激勵中國民眾的價值觀。
中新社記者：在西方推崇“個人至上”價值觀的背景下，西方國家有可能真正理解并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嗎？
萬百安：我認為中美關系緊張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相互理解。中國有充分的理由拒絕許多美國認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觀，但美國并不總是理解中國這么做的原因。因此，在我看來，中美兩國必須本著平等及相互尊重的精神，進行對話，相互學習，對話的最終目標將是讓中美雙方成為朋友，而非敵人。
吳根友：第一，這與西方文化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有關，他們只相信他們認為正確的東西。第二，西方通過啟蒙運動確立了世俗社會的自由主義、個人至上的價值觀，他們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價值觀，他們在文化上有某種傲慢的傾向。
所以，從這點上來說，文明對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西方要改變自己文化上的傲慢，思考用恰當的方式尋求與中國對話，尤其是知識分子之間的對話，我想這是非常必要的。我相信“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觀念在西方文化內部可以找到理解的途徑，也會被他們接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