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薇 吳映秋
4月，位于長江中游的湖南風景如畫，巍巍衡山險峻，湯湯洞庭浩淼。
距今70萬年前，洞庭湖之濱記錄了目前湖南最早的人類活動足跡；距今1萬多年，在湘江之源的石灰巖洞穴中，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陶器和世界最早的古稻，一個嶄新的時代初露曙光。
那么，我們究竟從哪里來？4月13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意愿在長沙博物館開講。現場，他圖文并茂地講述湖南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重要發現和研究進展，原本“冰冷”的石頭變得“溫暖”，湖湘遠古文化鮮活地朝我們走來。
湖南舊石器遺址分布：300多處舊石器遺址，勾勒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清晰的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文化序列。（資料圖片）
1. 兩塊小石頭，“砸開”湖南舊石器緊閉的大門
1965年，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期刊上，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張森水采寫報道了由湖南地質局區域地質測量隊提供的桂陽縣山洞出土的一件刻紋骨錐，骨錐被鑒定為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根據描述，骨錐是磨制而成，發掘時折斷，器身中部有數組橫道刻紋。骨錐后被遺失，復制品現收藏在湖南省地質博物館。
湖南省地質博物館展廳，這件湘南刻紋骨錐復制品被擺放在顯眼的位置，它通身呈石黃色，身上多組橫道刻紋清晰可見。因年代久遠，出土這件石器的洞穴位置至今仍有爭議，目前也沒有與之相關的任何線索。這一切，都給這件刻紋骨錐蒙上了一層迷茫的輕霧。
刻紋骨錐丟失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湖南沒有發現一件舊石器，舊石器考古工作近于空白狀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袁家榮回憶說：“我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跑遍了大半個湖南，鉆了100多個山洞，半點舊石器的影子都沒找到。周邊的省份，包括湖北、安徽、廣東，都發現了舊石器遺址。我還真有些坐不住了。”
一轉眼，22年光陰掠過，湖南的舊石器考古出現了轉機。
1987年4月24日，袁家榮和時任懷化地區博物館館長舒向今來到新晃考察。無意中，該縣的文化輔導員王石在興隆鄉柏樹林遺址采集的一塊近似白陶的標本引起了他們的注意。這是一塊年代很古老的陶片。直覺告訴袁家榮，這個地方不能放過。
第二天一早，袁家榮、舒向今在時任新晃侗族自治縣文管所所長湯宗悟的帶領下，去看現場。在周邊調查時，湯宗悟撿起一塊石片，袁家榮審視，這是一件石英巖人工巖片，石頭上還有放射狀的人工打擊過的痕跡，其埋藏的地層是老土（考古學上稱“網紋紅土”）。他們意識到，如果石片埋藏位置無誤，那它應該就是舊石器時代的一件文化遺物。為了慎重起見，他們又在斷崖的網紋紅土中親手挖出另一件打制石片。
袁家榮說：“當時，我手里拿著這兩塊石頭，心里壓了十多年的那塊大石頭放下來了，人一下子就輕松了。”
這兩塊小石頭，不僅填補了湖南舊石器考古的空白。它們還帶來了重要信息：在華南地區的網紋紅土層中，確實埋藏著舊石器。以往華南地區的舊石器考古喜歡把目光盯著山洞，現在大家把注意力都轉移到了網紋紅土層。于是，有關舊石器的“捷報”不斷傳來，不僅是湖南的湘、資、沅、澧四水流域，在廣西、安徽、湖北、江西等南方許多省份的網紋紅土層，也不斷發現了舊石器。
側刃砍砸器
端刃砍砸器
盤狀石核
雙面砍砸器
專家認為，湖南舊石器的考古發現，不僅推動了華南舊石器考古的飛躍發展，還大大拓寬了我國舊石器考古的研究領域。到現在，湖南共發現了300多處舊石器遺址。
2. 湖南人的老祖宗，或將改寫世界人類的遷徙史
“媽媽，人類的祖先真的是猿人嗎？這些人，怎么跟我們長得一點都不像啊？”現場，一個小女孩一邊饒有興趣地聽著李意愿的講解，一邊指著前方大屏幕上的圖片，好奇地問身邊的一名婦女。
是啊！我是誰？我們究竟從哪里來？
人類的起源至今仍是地球公民關心的母題。
“現代人起源”（指晚期智人的起源）長期以來有兩種理論：一種叫多地區起源說。另一種叫非洲起源說或替代說，這種理論認為“現代人”起源于非洲。1987年，美國相關研究專家根據分析來自全球不同國家的147個婦女的DNA，認為她們可以追溯到距今20萬年以前非洲的一個婦女，西方媒體將她稱為“夏娃”，這也是現代人起源的“夏娃理論”。
“夏娃理論”的提出，立刻引起激烈爭論。中國科學院院士、古人類學家吳新智不贊同“夏娃理論”，他認為中國的古人類化石顯示出一脈相傳的進化脈絡，中國的舊石器文化無論在哪個時期都看不出來自西方的文化取代中國原有文化的跡象。
20世紀福巖洞遺址的發現，為這一觀點提供了新的印證。2011年至2013年，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永州市道縣文物局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在永州市福巖洞遺址發掘出具有完全現代人特征的人類牙齒化石47枚，經測定，它們的年代范圍在8萬至12萬年之間。
這表明，8萬至12萬年前，“現代人”已經出現在湖南地區，他們是東亞最早的具有完全現代形態的人類。而在世界范圍內，西亞以色列地區發現的最古老的現代人化石是5萬年前，歐洲發現的是4.5萬年前，這意味著中國境內出現現代人的時間比上述地區要早至少3萬至7萬年。
李意愿認為，福巖洞遺址古人類化石的發現，不僅改變了一些研究者認為晚更新世［126000年(±5000年)至10000年］早期階段中國不存在“現代人”的認識，還填補了以往缺乏的現代類型人類在東亞地區最早出現時間和地理分布的空白；雖然這一發現還沒有直接觸及現代人是否起源于非洲的問題，但一個比較合理的推測是，中國乃至東亞人從當地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這也意味著“現代人”演化擴散的地圖將有所改變。
3. 世界最早水稻、中國最早陶器，遠古湖南作出不朽貢獻
湖南最普通，但最神奇的一種植物是什么？
水稻。
在這片土地上，發現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水稻。
1993年11月，考古隊對永州道縣的玉蟾巖遺址進行首次發掘時，意外發現原始陶片和兩粒古稻殼；1995年10月至12月，第二次發掘，考古隊成員除了常規的田野考古專家外，特意邀請了農學專家、孢粉分析研究專家加盟。11月28日，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著名水稻專家張文緒發現了兩粒古稻殼，顏色呈灰黃色；2004年至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聯合合作，對玉蟾巖遺址開展第三次、第四次發掘，考古人員發現了數粒炭化米粒。
經年代測試，這些古稻遺存基本確定是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張文緒認為，玉蟾巖出土的稻谷是一種兼有野、秈、粳綜合特征、從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類型，他將它們定名為“玉蟾巖古栽培稻”。作為世界最早的水稻遺存，它們引起了人們對中國水稻的馴化、稻作農業的起源的重新思考和討論。
陶器的發明是人類最早通過化學變化將一種物質改變成另一種物質的創造性活動，是人類發明史上的重要科技成果之一。玉蟾巖遺址陶片經年代測試，最早的距今18000年，處于舊石器時代晚期。這個發現證實，陶器起源于舊石器時代末期，發展盛行于新石器時代及其以后，從而改變了考古界將“陶器的存在作為新石器時代的特征標志”的單一標準。
世界最早的陶器之一。（資料圖片）
我們的眼前仿佛出現這樣一幅場景：定居或半定居在玉蟾巖的先人們，春夏之交采梅子，夏秋撈螺蚌，秋冬春初捕獵候鳥，他們在有限的互動范圍內積極開拓新的食物資源；采集野生稻后，無法生吃，炊煮稻米的陶器成為迫切的需求；接下來，發生了由野生稻采集到野生稻的儲藏以至普通野生稻的栽培的演化社會行為……
有了水稻，農業獲得快速發展，于是有了定居村落，安定的村落和農業使得人口迅速增長，在這以后的數千年里，湖湘大地熱氣騰騰，迸發出勃勃生機。
■大事記
湖南舊石器考古
1987年，在懷化市新晃侗族自治縣大溪橋網紋紅土中首次發現舊石器時代礫石石器，這一重要發現填補了湖南舊石器的空白。
1987年、1988年，先后對常德市澧縣的雞公垱遺址進行兩次發掘，共發掘出石制品約200件。
1988年、2005年，先后對常德市津市的虎爪山遺址進行兩次搶救性發掘。該遺址是澧水文化類群的早期代表。
1992年，對常德市澧縣的烏鴉山遺址進行正式發掘，其遺存屬于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階段。
1990年、1993年、2006年，先后對常德市石門縣的燕耳洞遺址進行3次發掘，其遺存大致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后一階段。
1993年、1995年、2004年～2005年，先后對永州市道縣的玉蟾巖遺址進行4次發掘，該遺址分別被評為“95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20世紀100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
2000年，常德市澧縣的十里崗遺址出土了礫石、燧石、石英與赤鐵礦石等巖性的石制品，其遺存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后一階段。
2011年，常德市臨澧縣的條頭崗遺址出土石制品6000余件。
2011年～2013年，從永州市福巖洞發掘出具有完全現代人特征的人類牙齒化石47枚。這些人類化石距今8萬至12萬年前，是東亞最早的現代人化石。
2016年，對沅江市赤山島調查發現的楓樹嘴遺址、虎須山遺址、楊臘丘遺址同時展開考古發掘，共出土石制品1000件。這是首次在湖南確認似阿舍利技術石器工業的地層和時代。
2017年，對常德市臨澧縣傘頂蓋遺址正式進行發掘。該遺址是近年湘西北澧水流域發現和發掘的石制品數量最為豐富的中心營地遺址。
■評說
華南第四紀地層以網紋紅土為特色，其間埋藏著被稱為砍砸器體系的粗獷的礫石工具。這些文化遺存形成的時間、古人類群體的屬性及其所處的生態環境，礫石工業傳統形成的原因以及它們與西方阿舍利技術體系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焦點。很多問題懸而不決，一個重要原因是這類遺存往往采自地表，埋藏學、年代學和器物組合信息缺失。
201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方面取得突破，在洞庭湖地區發現了多處遺址，在網紋紅土地層中發現兩個文化層位，出土近1000件石制品，并初步建立起文化時代的框架。而對西洞庭盆地幾處遺址的試掘，則首次在華南舊石器時代曠野遺址中構建出“網紋紅土-弱網紋紅土-均質紅土-黃土-黑褐色土”的文化序列，為研究區域性石器技術的演變和本土人群的連續演化，增加了新信息和新視角。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舊石器專業委員會主任 高星
30多年來，湖南舊石器時代考古有一系列重要發現與研究進展。這些成果大大提早了遠古人類在湖南境內演化發展的歷史。
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現的津市虎爪山、澧縣雞公垱、烏鴉山、十里崗等遺址，就搭建起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框架。近年來新發現的臨澧傘頂蓋、沅江赤山島等更豐富完善了湖南境內古人類文化發展系列，進一步揭示出遠古狩獵采集人群行為特點與活動的具體場景及細節。在道縣玉蟾巖發現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文化遺存，將人類使用陶器的時間推至距今18000年，也為研究華南亞熱帶地區先民從狩獵采集到稻作農業的發展歷史進程提供了實證。同樣也是在道縣，前幾年發掘的福巖洞遺址發現的40多枚距今80000年前后的現代人類牙齒，更進一步改寫了現代人類在中國乃至亞洲東部地區出現的歷史。
上述成果顯示，湖南舊石器考古不僅對復原本地區遠古人類歷史作出重要貢獻，更對中國乃至東亞早期與現代人類的演化、農業起源等一系列世界史前考古學重大課題研究，都具有非常關鍵的影響與巨大的推動作用。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王幼平
人類什么時候開始來到三湘大地披荊斬棘繁衍生息，目前還不能確定。因為考古學家正在探索當中。但是湖南舊石器時代的歷史至少早到50萬年以前。如果參照鄰近地區的網紋紅土文化埋藏的年代，湖南人類文化的歷史可以達到70萬年以上。與世界歷史一樣，湖南的舊石器時代是一個漫長的人類童年時代。在這朦朧漫長的歲月里，盡管維持生計的工具是那樣簡單粗陋，文化在今天看來是那么原始愚昧，但它凝聚了人類童年的智慧。湖南舊石器文化沒有歐洲舊石器文化那樣復雜的石器技術，并不意味文化的落后，而是對自然環境的適應性的選擇，充分體現了務實的應對策略。
玉蟾巖的遺址文化是目前湖南舊石器時代文化最高水平的杰出代表，也是湖南舊石器時代文化長期發展的結果。目前，水稻和陶器的起源已經成為全世界學術界探索的前沿課題。玉蟾巖遺址的考古發現在水稻和陶器的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影響。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 袁家榮
（湖南日報記者 陳薇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