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7月17日報道 美國《外交》雙月刊網站7月13日發表題為《冷戰陷阱》的文章，作者是賈斯廷·威諾克。全文摘編如下：
當美國決策者和評論人士需要指導時，他們習慣性地求助于冷戰。他們從冷戰時期的事件中汲取教訓，向冷戰時期的人物請教，并將冷戰時期的特點與當前進行比較。冷戰歷史給關于美國對待世界的態度的辯論設定了措辭。美國總統喬·拜登最近斷言與中國“不需要一場新冷戰”，只是一個反映了整個外交政策界在進行分析時的習慣性思維方式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
深受冷戰觀念束縛
這種冷戰沖動阻礙大于幫助。如今的現實與冷戰歷史間的不一致阻礙著尋找美國新戰略的努力。大約80年來，美國的政策一直基于該國在經濟、軍事、技術和政治實力方面的優勢地位。這種主導地位使美國能夠設法讓在二戰中過度擴張的軸心國無條件投降、遏制曾經崛起但在戰爭中受重創的蘇聯以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實現政權更迭。如今，大多數分析人士一致認為，美國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額不斷下降、軍事優勢不斷縮小、技術優勢不斷減弱以及外交影響力日漸式微，這意味著華盛頓很快將自二戰以來首次面臨一個多極世界。然而，美國人仍被一個正逐漸逝去的時代——當時他們的實力至高無上——的觀念所束縛。
冷戰歷史已成為制約美國人對世界看法的桎梏。冷戰歷史支配了他們對過去的認知，扭曲了他們理解沖突、對待談判、認識自身能力甚至分析問題的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冷戰歷史將辯論范圍限制在一個不同尋常、已成為過去的時代的各種可能性上。這一狹隘的參照系誤導了那些試圖從冷戰中汲取教訓的人、使千百年來的歷史靈感在那些試圖超越冷戰的人眼前變得模糊起來。
政治學家理查德·諾伊施塔特和歷史學家歐內斯特·梅曾警告讀者，要警惕那些盡管無益或具有誤導性、但在決策者的分析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歷史類比。冷戰已成為這樣一個類比。就拿一個關鍵指標衡量，哈佛大學的“避免大國戰爭”項目表明，美國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額已從二戰后的50%降至1991年的20%左右和如今的不到17%。正如曾任副國務卿的中情局局長威廉·伯恩斯2019年在本刊撰文所說，“美國不再是地緣政治領域內唯一的大孩子”。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種方法可以擺脫無益的冷戰框架：研究更多歷史。
從歷史中尋找答案
美國人要想清楚地思考他們應對多極世界的方式，就必須了解那些成功應對了以往種種多極秩序的國家。分析人士可以考慮19世紀的維也納會議。這次會議在拿破侖戰爭后重組了歐洲，以便更好地管理兩種沖突：一種是權力沖突，由以安全聯盟和沖突解決制度加以保證的新領土安排予以應對；另一種是治理沖突，由關于治理原則的多項協議和保守派各國組成的一個聯盟予以應對。或者，決策者可以考慮19世紀末開始的英德對抗：在此期間，英國與德國間存在互利的貿易關系，同時又展開地緣政治競爭。這些事例使我們較容易想象美國與中國可能會如何理清和管控在貿易、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等領域內的爭端，而不是聽任冷戰全面展開。
歷史也許還能改變分析人士對與對手做交易的看法。20世紀初，曾發生類似情況：英國與其老對手法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和解，以減輕保護殖民地的負擔、集中力量對付崛起中的德國。在這場對抗中，從19世紀90年代末到20世紀10年代初，倫敦和柏林多次試圖通過就兩國的海軍和殖民地舉行會談來緩和較量。在中國歷史上，王朝與敵人做交易的例子不勝枚舉。漢朝和宋朝均制定了詳盡的條約、貿易和外交制度，以便與無法在戰爭中擊敗的強大鄰國共存，同時努力增強自身的相對實力。在美國的主導地位衰落之際，這些歷史事實表明，國家能夠通過確定多個目標的優先順序、權衡取舍以及改變伙伴關系來彌補其弱勢——這種思維和行動方式與冷戰時期僵化的二元對立有著天壤之別。
歷史還有助于分析人士學習如何在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中進行管理的能力。17世紀初到18世紀末，由于未能在競爭與資源之間取得平衡，過度擴張的荷蘭跌出了大國行列。除了越南戰爭這一重要例外，冷戰歷史并未使美國人習慣于各國在未能使目標、方式和手段相一致時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須改變看世界方式
這些以及其他此種歷史事實有助于使美國人敏感起來、以一種不同的方式看世界：一種基于可容忍的權衡取舍而不是不妥協的方式；一種基于確定多個目標的優先順序這一困難舉措而不是全面勝利的方式；一種基于切實可行的政策而不是狂熱的方式；一種基于將軍事和經濟力量與外交相結合而不是蠻力的方式；一種基于與美國人既不能改變也不能忽視的人共存的方式。
當然，美國人不可能通過照抄某本古老的戰略手冊找到簡單答案。他們必須始終從自己所處的地點和時間的獨特之處開始，如文化價值觀、國內政治、科技進步以及當今種種跨國問題的前所未有的要求。他們也不應該矯枉過正、忘記冷戰。
要想在即將到來的多極時代取得成功，美國必須打破冷戰桎梏。如今，美國外交政策界正在歷史局限內苦苦掙扎——這種局限削弱其想象力，不應該存在，如果分析人士通過更深入地了解過去來拓寬自己的視野，很容易就能突破這種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