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網站6月26日發表題為《無情的美國》的文章，作者是該報專欄作家帕梅拉·保羅。作者痛斥美國憐憫之心明顯缺失。“羅訴韋德案”裁決遭殘酷推翻以及在兩起可怕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后公共場合持槍權得到擴大就是明證。全文摘編如下：
7月4日（美國獨立日）臨近，隨之而來的是旗幟、烤肉和高漲的愛國主義，而我發現自己在思考美國例外論。是什么使這個國家在道德或理想方面有別于其他國家或其他發達國家？我們獨特的價值觀如何影響著美國對待本國公民的方式？
我要痛斥憐憫之心的明顯缺失。
“羅訴韋德案”裁決遭殘酷推翻以及在兩起可怕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后公共場合持槍權得到擴大就是明證。二者都得到最高法院允許，最高法院本應是負責為其公民提供最高標準司法的機構，卻對美國婦女、兒童和家庭的生活完全無動于衷。2021年1月6日的可怕事件或我們對大流行管理不善也是明證。一個繼續把人們視為行走的損益表而不是應得到同情和關懷的人的醫保制度也是明證。
我看到，美國有一種特殊的殘忍傾向。尤其是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這種無情的特點不僅決定了我們如何活著，也決定了關于誰會死去的法律。
我所閱讀的有關大流行的三本書提供了更廣闊深遠的背景，使我注意到這些問題。其中2014年出版的兩本書的書名都明確提到憐憫這一問題：布賴恩·史蒂文森的《正義的憐憫：正義與救贖的故事》和阿南德·吉里達拉達斯的《真正的美國人：得克薩斯州的謀殺與憐憫》。兩本書都凸顯這個國家將那些可能想要活下去的人判處死刑的傾向。第三本是今年出版的埃米·布盧姆的《愛：愛與失的回憶錄》，探討了這一等式的另一面：當瀕臨死亡的人想要去死時，我們的冷酷無情。
當涉及某個在死囚牢內為活下去而戰的人或某個在生命盡頭渴望擁有死亡權利的人時，美國通常會選擇那個最缺乏同情心的選項。
《正義的憐憫》對我國刑事司法體系提出了有說服力的有力控訴，該書清楚地表明，對于那些最沒有能力反擊的人，情況是多么不利。這個體系幾乎完全放棄了改造努力，而是在前重罪犯離開監獄很久后繼續懲罰他們。這個日益私有化的體系更關心利潤最大化，而不是提高生命的質量。這個系統幾乎沒有為同情或救贖留下任何空間。
《真正的美國人》講述了孟加拉國移民萊斯丁·布伊揚的故事。2001年9月，他被白人至上主義者馬克·斯特羅曼擊中面部，后來他要求對后者寬大處理，但沒有成功。通過這兩個人的故事以及這個令他們失望的司法系統的扭曲道德觀，我們看到，這個國家是如何揮霍“9·11”事件后短暫存在的凝聚力的。在可輕而易舉獲得的槍支和煽動仇恨情緒行為的助推下，凝聚力讓位于“我們對他們”的心態。
在最壞情況下，我們自己以種種已在我們的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方式表現出一種不可否認的無情。小錯被視為死罪。道歉往往是被迫的，真正的原諒很少見。在努力確認和譴責敵人的過程中，我們不允許人們作出彌補。對正義和問責的追求往往偏向指責、報復和放棄。
無論如何，當民調顯示大多數人不會選擇這些政策時，把這些政策完全歸咎于美國人民是不準確的。大約六成美國人認為，在所有或大多數情況下，墮胎是合法的。少數——約39%，仍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美國人反對死刑。然而，大多數人承認，無辜的人可能會被處決，而且，實際上現行體制是種族主義的。
我們國家的政治和法律體系究竟為什么會產生這么多我們美國人未必支持的政策？
我們該如何要求剛起步的年輕人或那些已看到如此多進步遭逆轉的老年人關心一個似乎下定決心對他們不管不顧的國家？我們如何在7月4日為一個其法律和制度往往不能激發出我們身上最好一面的國家舉行慶祝活動？
（編輯 高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