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即將到來之際，記者去位于南京城東的江蘇省軍區南京第14離職干部休養所拜訪耄耋攝影師劉健芝、祁恩芝伉儷。
劉健芝爺爺剛過97歲生日，祁恩芝奶奶也已89歲。在老兩口灑滿陽光的攝影工作間里，我們與一座城市持續30年的祭奠“迎頭而遇”。二老熟練地操作鼠標，在電腦頁面中打開、打開、再打開，每一年的“9”號文件夾收藏的都是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主題攝影。記憶的閘門開啟：從1994年首次拍攝南京公開集會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活動，到2014年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30年，他們從未缺席。
抗戰老兵的必然選擇
老人的家溫馨舒適，墻角放著孫輩畫的夫妻倆肩并肩的油畫。走進里面的工作間才感受到：這對爺爺奶奶“不一般”。
兩面靠墻的櫥柜里擺滿了各式相機、鏡頭，膠片紙袋一層層緊密排列，一本本厚厚的影集、剪報、筆記本全是“影”事記錄。
大女兒劉敏說，父母一直愛好拍照，沒退休的時候就給家人拍，所以和別人家孩子比他們家的照片特別多。早些年，為了方便沖洗照片，劉健芝還將廢棄的子彈箱改造成簡易小暗房。先后從原南京工程兵工程學院離退休后，兩位老人志同道合，一起自學、上各種攝影學習班，努力創作，非常潮流地成為“視覺江蘇”等各大專業圖片網站的注冊攝影師，并成為江蘇省攝影家協會、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問他們關注什么主題，劉健芝中氣十足地說：“我們拍‘正能量’作品，主要是建設成就、好人好事、軍民情誼等。”
“他們騎著自行車跑遍了南京，堪稱南京‘活地圖’”，劉敏毫不掩飾對父母的佩服。二老做事嚴謹細致，詳細記錄所有展覽、發稿情況：總計有1400余幅作品入選國家、省市級影展影賽，3600余幅作品陸續在《解放軍畫報》《新華日報》《南京日報》《揚子晚報》等全國20多種報刊上發表……紙質相片時代，每次拍完照片，他們都迅速回家沖洗，“沖洗完照片，我們就騎著自行車連夜到報社送片子。”
對劉健芝夫婦來說，選擇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主題進行攝影創作，幾乎是必然。因為，他們都有深深的抗戰印跡。
1943年，年僅16歲的劉健芝在老家山東招遠參加八路軍，投身膠東抗戰。因為年紀小、腿腳靈活當上了通信兵，“人在戰壕里跑，子彈從身邊飛，有一顆擦著我腳踝穿了過去，當時血就嘩嘩地流。”抗戰勝利后，劉健芝從膠東軍區轉戰華東軍區以及多地部隊，歷任排長、連長直至師長……離休前任原南京工程兵工程學院訓練部副部長。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時，祁恩芝才2歲。父親隨清華大學到昆明西南聯大，直至抗戰勝利，祁恩芝和母親才與父親團聚。1951年抗美援朝之際，就讀于南開女中的祁恩芝報名參軍。1987年退休前任原南京工程兵工程學院教保處參謀。
1994年12月，南京首次公開集會悼念30萬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12月13日上午，劉健芝、祁恩芝從城東騎車去了城西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首次公開悼念活動上，廣場的常青樹上掛滿白花，紀念碑前菊花朵朵，小女孩用白布輕輕擦拭雕塑，南京一位中學生代表慷慨發言，吳子牛導演的《南京大屠殺》電影開機……這些珍貴的畫面被他們一一用影像定格。
“一定要通過我們的鏡頭把歷史傳播、傳承下去。”劉健芝說。
見證一個國家的意志
2014年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國家舉行公祭活動，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劉健芝說，聽到這個決定特別振奮，“這個決定使得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紀念上升到國家層面，這說明日益強大的國家更加重視歷史，要向全世界說出真相，讓后人莫忘國恥，奮勇前進。”
打開電腦上2014年9號文件夾可以看到，這一年12月，已是耄耋之年的劉健芝、祁恩芝夫婦步履匆匆：
1日上午，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遺屬家祭活動首次舉行。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冥思廳，死難者遺屬攜數代家庭成員家祭的珍貴畫面，首次出現在世人面前；
12日上午，二老去鎖金村四村拍攝南京十三中鎖金分校的社區活動，學生和市民一同表達牢記歷史、不忘國恥、振興中華、熱愛和平的心愿；
12日晚，十三中鎖金村分校師生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太平門遇難同胞紀念碑前悼念。照片記錄了現場全景：華燈初上，路燈光影點點，學生們表情凝重莊嚴，畫面感人。這張照片從高處俯拍，攝影者祁恩芝時年已79歲高齡。“爬那么高不怕嗎？”記者問。她回答，“那會兒不知道怕，就想爬上去拍一張好的。”
13日上午，兩位老人分頭奔波于南京航空烈士墓、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正覺寺遇難同胞叢葬地。他們記錄下了10點警報拉響時，學子們悲痛的眼神、寒風中戰栗的白菊等。
13日下午，張純如父母張紹進、張盈盈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公祭鼎，二老拍攝了他們敲響和平大鐘的瞬間；
13日晚，夜幕初降。中日韓三國僧人、國際友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代表、部分學生和市民代表，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守靈并點亮燭光，對罹難同胞獻上深沉哀思。僧人們手托紅燭、低頭默哀。
指著畫面上跪拜的日本僧人，劉健芝對記者說：“你看他們的頭彎得多么低、多么用力，他們神色莊嚴，默默祈福。”
……
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教授、原新華日報高級記者于惠通很早就認識兩位老人。“幾乎在每次活動的‘長槍短炮’中，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于惠通說，劉健芝夫婦用攝影的表達形式記錄每個時間段的記憶，“堪稱江蘇攝影界的楷模”。
為歷史建檔
問二老年輕時候的事，他們有時會記不住、答不出，可是問具體哪些照片在幾號文件夾，他們卻能精準報出。每一年的9號文件夾收藏著30年間清明節以及“8·15”“9·18”“12·13”等重要紀念日活動照片，儼然是一座頗具規模的“檔案館”。
劉健芝夫婦還為多位幸存者留下珍貴畫面。1996年8月15日，日本銘心會來寧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曾親眼目睹7位親人慘死的幸存者倪翠萍拉開左肩上衣，露出觸目驚心的槍傷；2017年4月4日，幸存者葛道榮參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清明祭儀式，只見他手捧鮮花，表情凝重……
幸存者李秀英一直是二老鏡頭中的焦點。2003年12月13日，劉健芝夫婦拍下李秀英坐著輪椅參加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66周年祭的畫面。2004年12月13日，鏡頭卻只能記錄下李秀英家人手捧她遺像的場景。2005年1月20日，李秀英訴日本右翼侵害名譽案勝訴。老人雖未能親自等來日本右翼分子道歉，但正義的勝利足可告慰她在天之靈。
劉健芝夫婦拍攝的日本老兵東史郎南京道歉的照片，被媒體廣為采用。東史郎曾是一名侵華日軍士兵，后公開出版了自己的部分日記表達對侵略的反省和對中國人民的謝罪，因而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嚇。2000年2月27日，南京各界人士舉行聲援東史郎座談會，白發蒼蒼的東史郎面對南京人民的正義之舉感激萬分，多次鞠躬。東史郎面對各個方向所有人不停鞠躬道歉的模樣，劉健芝至今仍歷歷在目，“雖然當年他曾是侵略者，但是能夠來到南京滿懷懺悔道歉，我能感覺到他是真誠的。”
隨著年份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外國年輕人出現在老人的鏡頭里。2017年4月4日，來自澳大利亞青年領袖營的20多名學生代表參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清明祭儀式；2017年8月15日，南京大屠殺期間無私救助難民的約翰·馬吉的孫子克里斯·馬吉來到紀念館參加“國際和平集會”，神情肅穆、靜默站立……
2018年，夫婦二人將攝影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祭奠活動紀實》以及2萬多張圖片無償贈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為感謝二老的無私捐贈，紀念館獎勵了他們3.5萬元，而劉健芝、祁恩芝又將獎金悉數捐贈給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
如今，劉健芝夫婦身體康健，唯體力稍退，出行常用輪椅代步。今年7月，坐在輪椅上的祁恩芝還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拍下了觀眾注視魏特琳雕塑等畫面，輪椅并不妨礙他們舉起相機。
陪老人在干休所院中漫步，二老一路討論著：今年的紅楓不錯，銀杏葉子落了，拍不成了……從抗戰烽火中一路走來，他們在感嘆，在享受：此刻，和平真美。
【點·評】用“祭憶”照亮未來
楊麗
雨果說，開展紀念日活動，如同點燃一支火炬。如何讓歷史的火炬，照亮我們的未來？每個人都可以行動起來。30年來，抗戰老兵劉健芝與妻子祁恩芝堅持用相機記錄下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各項活動，成為“祭憶”的見證者。
“歷史是由幸存者書寫的。”華裔作家張純如在《南京大屠殺》一書中這樣寫道。隨著時間的流逝，幸存者們正在凋零，歷史需要被留住。“9號文件夾”為歷史建檔，把“祭憶”封存在照片里，更加凸顯耄耋老兵伉儷用鏡頭記錄“祭憶”的意義。每一張照片，都是他們用心定格下的歷史瞬間；每一個被定格的瞬間，又是歷史被喚醒、被懷念的不滅見證。
老兵夫婦從抗戰烽火中走來，他們自覺選擇為紀念歷史而盡綿薄之力。個體的自覺行動，是因為他們心中裝著家與國。個體有行動，國家才有力量。從地方公祭到國家公祭，從個人記憶、家族記憶上升為國家記憶、世界記憶，凝聚起更廣泛共識、匯集起更磅礴力量。南京大屠殺這段悲愴的家國記憶、世界記憶，正通過海量書籍、口述、數字影像資料等，被全世界越來越多愛好和平的人士看到、聽到、了解和傳遞。
記錄者們也在老去，需要年輕人傳承下去。了解歷史、記錄歷史、書寫歷史，我們的年輕一代責無旁貸。讓歷史告訴未來，呼喚青春力量：接過老兵夫婦手中的“相機”，將鏡頭對準當下，不忘過去、珍惜當下，汲取力量、開創未來！
文字 田梅 楊玉梅 王曉映
剪輯 胡楠
攝像 魏林娜 胡楠
美編 朱麗
統籌 涂珂
通訊員 孫俊領 趙梓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