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對于“兩個結合”問題，又作出更為深刻的系統化闡述。“第一，‘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第二，‘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而且在具體方法上找到了二者結合的“契合點”和“互相成就”的方式，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同時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中，實現了中華文化的當代復興，鞏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主體性。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度契合、互相成就。根據我們的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契合、互相成就之處，突出地表現為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所蘊含的人民性內容，經過現代闡釋，可以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達成高度契合：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成就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現代品格，而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則為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奠定了深厚的中華文化基礎與土壤。另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仁愛、兼愛、慈愛、大同等道德與政治理想，經過現代詮釋，與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也可以找到相互“結合”的契合性，以實現互相成就的歷史效果。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為當代中華傳統文化研究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南。
重估中華傳統文化價值。回顧百年來的中華文化發展歷程，20世紀初的“疑古”思潮雖然也有一定進步意義，但在整體上是與當時中國社會積貧積弱、飽受西方列強欺侮的具體歷史情境密切相關的。當時的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失敗以及科學和經濟上的落后，使人們對中華傳統文化與悠久歷史普遍產生了懷疑。一些歷史學工作者不僅懷疑《史記》上記載的黃帝的真實性，甚至將中華民族上古的文化英雄大禹看作一條大蟲。雖然此一時期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如郭沫若，通過甲骨、金文研究，也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但在整體力量上顯得比較弱小，加之舊中國的考古學本身比較落后，故而難以全面反擊當時的疑古思潮。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中國社會激發出全面活力并在經濟上不斷取得新的成就，以及新中國考古學的長足發展，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心在逐步恢復，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上古文化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學術界開始反思20世紀初期的疑古思潮，一些學者相繼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走向平實的釋古的新主張。“古史袪疑”逐漸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主要思想潮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站在新的歷史高度，重新思考、評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現實意義，高瞻遠矚地提出了要尊古而不復古，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要求在5000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巨大的歷史使命感復興中華文化，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
尊重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優秀精神品質。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從中國共產黨人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出發，把中國式現代化奠定在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之上。這就要求廣大中華傳統文化研究者，要善于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結合起來，讓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煥發出新的青春活力。尊古而不復古，要求我們從頑強的歷史事實出發，尊重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優秀精神品質，使之轉化成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文化動力；尊重中華民族發展出的連續性文明，并在此基礎上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從農業文明形態的角度看，中華民族在漫長而成熟的農業文明基礎上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尊重自然與生態環境思想，在當今全球性工業文明發展過程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它一方面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也將為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中國文明經驗與思想引領。此外，中華文明在成熟的農業文明基礎上形成的愛好和平思想、大同理想，既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極富文明厚度的政治觀念，也為全球性工商業文明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極富啟迪意義的政治智慧。
推動中西文明平等交流互鑒。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了中華文明尊古與創新的辯證關系：“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因此，尊古而不復古，還要求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歷史上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并將這些歷史事件包含的啟迪意義揭示出來，以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偉大事業。回顧17世紀開始的中國與西方文化接觸的歷史，可以看到，由于當時的中國在政治上保持著自主性，耶穌會傳教士對中華文化在整體上保持一種尊重態度，在傳教的過程中主要采用文化適應政策，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古希臘的哲學、中世紀的科學和少量的古希臘—羅馬的人文知識，特別是利瑪竇與徐光啟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節本），為中國數學的發展與哲學思維的變化，提供了重要的西方文化參照系。而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傳回歐洲的中華文化精神，以儒家的道德理性助推歐洲啟蒙學者反對基督教的天啟理性，為推動歐洲啟蒙運動，促進歐洲思想解放，提供了思想的助緣。萊布尼茲、伏爾泰、魁奈、沃爾夫等人的進步思想，都曾經受惠于中國儒家理性主義思想的啟迪。這一歷史事件，對于當今中西文化的交流而言，具有重要啟發意義，即中西文明平等的交流互鑒，對于中西方文化發展都能起到積極作用，再一次印證了中國古老格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具有的真理性。因此，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中國始終保持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文化的對話交流，努力激活自己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使中華民族躋身現代文明強國行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亦可以造福世界其他民族，為其他具有古老文明傳統的民族國家走向現代轉型之路，提供可以借鑒的經驗。
充分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包容精神。“古今”“中外”問題，是20世紀以降中國社會與文化發展面對的兩個根本問題，而古今問題總是內在地與中外問題聯系在一起。習近平總書記從中華文明發展歷史的角度，闡述了當代中國面對外來文化的正確態度與思想方法，他說：“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因此，尊古而不復古，還要求充分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包容精神，廣泛吸納其他民族一切優秀文化成果，以之豐富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我們既要認真總結佛教文化中國化的歷史經驗，以及自17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以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心，又要辯證地看待自19世紀末以來涌進中國的各種西方文化，對之進行審慎選擇和批判借鑒，進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做出新的努力，讓古老的中華文明在現代社會里重新煥發出新的生機，發展出現代中華文明，在新歷史條件下，為世界各民族作出更多新的貢獻。
（作者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