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就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作出了全面系統深入的闡述。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了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并深刻總結了中華文明具有的五個突出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基礎。其中，居于這五個特性之首的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最為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把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提高到決定我們民族未來發展道路的高度，既是我們把握今日前進方向的指南，也是我們正確理解5000多年中華文明發展史的關鍵。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
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性質，二是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地傳承的性質，包括對于我國基本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國家治理模式幾千年來一以貫之接續的性質。
就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性質而言，我國古代文明起源的時間甚早，與世界其他幾大文明古國并列。其產生的具體時間則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歷史記載的“五帝”時代早期。5000多年前正相當于我國仰韶文化晚期，這支著名的考古文化分布在黃河中游一帶。仰韶文化晚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財富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產生，已經出現了不少大型聚落甚或城市。同時期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長江中下游一帶的大溪文化、良渚文化，也出現了類似規模的遺址或早期城市。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現了文字。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這兩支相鄰的文化都出現了與后來漢字一脈相承的早期文字。稍后，在仰韶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原龍山文化亦出現了一系列早期城市及早期文字資料，加上各地出現的小件青銅器具，它們往往被視為文明出現的幾項重要的物質因素。凡此之類，都可以與史載我國“五帝”時期社會發展的進程相互印證。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號稱人文初祖，《國語·魯語》記載“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世本·作篇》記載黃帝時期，包括所謂黃帝臣下的多種發明創造，如“黃帝作旃冕”“黃帝見百物始穿井”“黃帝使羲和作占日”“伶倫作律呂”“大橈作甲子”“容成作調歷”“沮誦、倉頡作書”……這些說法雖然有溢美的成分，但不少也與那個時期各地出現的一系列精神物質的進步與發明創造相吻合，說明有關記載并非向壁虛構。
就考古發現而言，這一時期我們發現的一系列巨大的古城址或古遺址，如浙江良渚古城、陜西石峁古城和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連同這些古遺址中出土的各種精美的工藝品，包括各種玉器、石器、各種大型陶質器具，還有一些用于吹奏的樂器，用于巫術或是娛樂的人面具，用于欣賞的各種動物造型，以及一些早期的文字符號，所有這些都表明了我們的祖先當時已邁入早期文明階段。
作為文明集中體現的國家，“五帝”時期我國至少已經出現了“準國家”一類的社會政治組織——酋邦（亦稱“族邦”）。我國古代文獻描述這個時期是一幅“天下萬邦”的壯闊社會組織場面。“萬邦”即上萬個族邦。這當然不是實指，極言天下族邦之多耳；黃帝、炎帝以及蚩尤亦皆是當時族邦或某一地方族邦聯盟的首領。那時，作為文明社會的產物——戰爭也出現了，就是《史記》等諸多文獻記錄的我國古代部族間的阪泉之戰和涿鹿之戰等。后來，在族邦聯盟的基礎上，國家也出現了，就是夏商周早期國家。《禮記·禮運》描繪這一時期的社會轉折，稱夏以前為“大同”，亦即原始共產制社會；夏以后為“小康”，亦即文明社會，“小康”社會的標志是“天下為家（以天下為一家的私產）”，“大人世及以為禮（貴族世襲被當成了禮制），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此招納文武賢才），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也”。《禮記·禮運》將小康社會的各種現象，如私有制、家庭、禮儀、城堡、戰爭，以及國家制度、世襲制度、土地及居住制度等設為文明社會的標志，確實不錯。可商榷之處乃是它把小康社會的各種文明現象，僅說成是在夏商周三代社會才出現的，實顯得有些保守。根據現代考古學觀察到的史實，它們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其實在“五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換言之，“五帝”時期才是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開端。
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傳承的性質
關于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地傳承的性質，習近平總書記有過如下論述：“如一條波瀾壯闊的長河，中華文明一路奔涌而來，流淌過這片古老而現代的土地，滋養著沿岸人民的繁衍生息，澆灌出一片勃勃生機。”“深厚的家國情懷與深沉的歷史意識，為中華民族打下了維護大一統的人心根基，成為中華民族歷經千難萬險而不斷復興的精神支撐。”“我們的祖先，在科學發萌之際，是走在前面的。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沒有中斷，中國文化沒有中斷。”
深入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論述，筆者認為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傳承的內容，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華民族的傳承不絕。中華民族肇始于“五帝”時代。那時西方各古老部族均奉黃帝為首領，并在以后的征戰中實現了與部分東夷族的融合。黃帝的后裔周族人繼續向東征伐，周人自稱為夏，并在其后封建親戚的過程中，將所分封的諸侯稱作諸夏，以至各諸侯相互融合為一體之后，這個新融鑄成的共同體仍以諸夏相稱呼。由于“華”“夏”二字音同通用，諸夏又或稱作諸華，或華夏連稱，這就是華夏民族的由來。華夏族在漢朝以后改稱為漢族。由于漢族相對周圍少數族而言居中，其政權稱“中國”，這樣一種民族結構一直維持到清末。清末，梁啟超為了提倡共和，宣稱漢滿蒙回藏為一家而使用“中華民族”的稱號。盡管到了近代才使用“中華民族”的稱號，然而中華民族的實體卻早已存在，且歷經千難萬險而不斷復興，證明我們民族精神的偉大。
二是大一統政治體制的傳承。過去說我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的國家，似乎到秦漢時期我們才有了大一統的國家政治體制。這是偏頗的。我國大一統國家的政治局面至少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羊家以西周時期的制度為大一統。事實上，西周時期的版圖已超過夏商二代，西周通過封建制，一度實現了對疆域內所有居民包括蠻夷戎狄的有效統治。西周的制度亦為后來王朝所繼承。春秋戰國的割據，是由王朝末年的衰微造成的，到秦漢時期又實現了統一。以后很長時間各王朝的統治，并沒有多少超出周朝的統治范圍。由此看來，我國大一統政治體制的傳承，至少維持了4000年以上歷史。
三是以民為本的國家治理方式的傳承。如何治理好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民為本，從為人民服務、聽取更廣泛人民群眾意見為出發點考慮治理國家的方式。他說：“我們黨開創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傳統，‘兼容并包、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關聯。”這里，習近平總書記提到傳世經典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句古老的諺語，說明他心里裝著優秀傳統文化，更裝著對人民群眾深切的關懷。
賡續古老文明 實現舊邦新命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啟迪人心、令人難以忘懷。他說：“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這是對世界文明史的總結，也是對中國古老文明的追溯，更是對中華文明未來前進道路的宏偉構想。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是對中華文明得以賡續的具體說明，中國式現代化將使中華民族重新煥發青春。這里用的是周族邦在遷居周原后在周文王的帶領下獲取新生的典故，語出《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喻中華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取新生。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尤其是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稱它“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站在思想解放的高度，我們完全可以把習近平總書記這篇縱貫古今的重要講話看作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又一典范著作。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