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偉健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
今年2月初，美國資深調查記者西摩·赫什，在社交平臺上，以無可辯駁的證據細節和邏輯推理爆料，拜登政府某些核心成員才是“北溪”天然氣管道被炸事件的始作俑者。考慮到赫什在國際輿論界的影響力，美西方媒體迅速作出應對，在沒給出堅實證據鏈的情況下匆忙宣稱，該事件系某“親烏克蘭政府”的民間團體所為，并通過《紐約時報》和德國《時代周刊》等媒體的“強消音機制”，即屢試不爽的“大規模分散注意力武器”，對赫什的呼吁實施強行“去噪”。
作為回應，3月22日，赫什繼續爆料，稱美國情報部門受命炮制、散播的這條假新聞，無非是西方認知戰伎倆的故伎重演，同時宣稱，本月初德國總理朔爾茨秘訪美國期間,就曾秘而不宣地與拜登總統討論了此事，并指責其自去年10月以來一直協助美方掩蓋這一破壞民生福祉、縱容能源巨頭發不義之財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體現了美國情報部門對歐洲政客的強大操控力。在23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聽證會上，有記者詢問布林肯，是否能保證“沒有任何美國聯邦機構與‘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有關”時，布林肯的矢口否認讓此事件暫時成為眾說紛紜的“羅生門”。
國際公共事件出現“羅生門”現象，說明在某些外部因素影響下，共同的解紛機制與努力缺位。近期，“北溪”管道被炸事件的利益牽涉方丹麥、德國、瑞典等國各自開始獨立調查，但面對俄羅斯多次發出的共同調查呼吁，卻普遍視而不見。雖然在23日丹麥能源局表示支持俄羅斯運營商調查新發現的水下可疑物，但冷戰結束以來美西方國家對諸多全球性國際組織的操控史表明，提出確鑿的證據鏈條是一碼事，在國際輿論場進行議程設置、確保公平正義的實現則是另一碼事。因此，雖然聯合國安理會將于27日就這一事件的調查決議草案進行討論與表決，但俄羅斯方面表示，對未來調查舉措的公開性和透明性不抱希望。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以歐盟、北約首鼠兩端的出格言行觀之，國際組織被操控的現象愈發明顯。究其原因，無非是霸權國家“威逼利誘”所致：威逼意味著一種國際政治返祖現象即“政治人質”在21世紀的出現，霸權國家憑借其強大情報監視網絡對國際組織甚至盟國的領導人及其家人進行全天候監控，并隨時準備對違背其利益的行為進行精準懲治；利誘意味著霸權國家靠金融和政治杠桿，付出極低的成本，就能讓世界各國的政治精英及其家人享有最精致的生活方式，并以此籠絡其效忠“美國優先”“美國例外主義”的價值觀。不過，隨著霸權國家內部治理危機的外溢，其情報機構的操控能力呈現下降趨勢，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美盎格魯—新教文化的非道德性和海盜基因圖窮匕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經說過：“成為美國的敵人可能很危險，但成為美國的朋友卻是致命的。”作為對這句話的佐證，津巴布韋學者吉布森一針見血地指出，有關“北溪”管道被炸毀，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暴露了其軍國主義本性——為了擴張其自身影響力，美國從來不屑于外交解決方案，從不信任穩定的國際關系而一直訴諸武力。
作為世界頭號超級大國，美國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屢屢使用暗殺、盜竊、欺騙等上不了臺面的手段——不管是前總統特朗普作為“政治素人”的粗俗，還是前國務卿蓬佩奧關于偷竊欺騙行為的寡廉鮮恥，乃至拜登政府一再強調的在國家惡行方面的“美國例外”，無一不暴露出亨廷頓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一再津津樂道的盎格魯—新教文化“沐猴而冠”的海盜基因。
二是長期窮兵黷武導致敵友不分的“非政治現象”出現。政治的首要問題在于區分敵友，而敵友不分則意味著政治能力的崩壞。一位名叫Mirzakhani的伊拉克青年，近日在社交媒體上有感于中國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復交而發表了如下關于美軍的評論：“我曾為駐阿富汗美軍做過兩年翻譯……美國人不僅恨他們的敵人，也討厭為他們服務的我們，他們甚至不區分好人和壞人。他們認為我們所有人都是壞人。” “北溪”管道被炸事件，就是這種搞利益強行捆綁的魯莽舉動：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哪怕是犧牲盟友的長遠戰略利益，也在所不惜。
三是美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其普世主義價值觀的系統崩潰。作為曾經的“山巔之國”，“美國夢”曾經對全球每一個角落都有巨大的感召力。但是，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經濟長波的到來，“全球化發生裂解”，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巨變，導致曾經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美式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在全世界“Z世代”人口中越來越不具吸引力，也反映美國文化傳統關于人性洞察的淺薄與虛幻。美國人類學家薩林斯在《人性的西方幻象》一文中曾辛辣地指出，美國人試圖用所謂的人類自私自利的內在競爭天性，解釋所有文化模式，甚至整個現代西方文明都建立在一個對于人性的頑固而錯誤的看法之上，并且已經危及人類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