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對研究中國問題真正產生興趣，是我注意到澳大利亞國內民眾的貧困和無家可歸現象越來越多。而與此同時，我的那些生活在中國的好朋友卻享受著更高標準的生活，他們所在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成都）都展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近期在中國內地各省市自治區中，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速度最快的是新疆。有證據顯示，新疆的人口數量越來越多，這讓我無法接受西方一些媒體和政客宣揚的“新疆存在種族滅絕”的說法。對于這方面，我想要了解更多的內容。
于是，我在社交媒體推特上開設了賬戶，用于做初步的調研。但我并未預料到自己會受到一些西方國家網民和媒體的口誅筆伐。甚至在我開始這個項目之前，就已經遭到強烈抵制。因為西方一些人偏執地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中國，而我說了一些對于中國的正面評價，所以他們指責我無法做一名有批判能力的思考者。盡管，事實上在澳大利亞和英國，我都是一名受到認可的學者，發表過許多論文。有關我是一名高水平“中國水軍”的污蔑聲音開始出現，但當我從社交媒體走到公共媒體面前，向世界證明我是一個真人時，這種指責立即就被證明是錯誤的。
長期以來，西方媒體被認為是“準確無誤”的，很少會有人質疑它們的報道。澳大利亞的主流敘事完全掌握在三個集團手中：澳大利亞新聞集團、9號娛樂公司和七西傳媒，它們控制了澳大利亞絕大多數的紙質媒體、新聞網站和電視臺。這三個集團在澳國內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能夠塑造普通澳大利亞人對一件事情的認知和民意。而美國90%的媒體由六大公司掌控：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迪士尼公司、新聞集團（NewsCorp）和維亞康姆公司（Viacom），它們同樣高度集中化，聚焦于提升其政治利益。
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當我在西方最重要的社交媒體——推特上宣布，我將于2024年前往新疆調研減貧實踐時，便開始遭到圍攻，一些人在推特上辱罵我，有時合伙用一大堆推特帖文對付我，甚至還包括死亡威脅。
我開始聯系鄭國恩（編者注：Adrian Zenz，德國反華人士，多次以“學者”之名炮制報告詆毀新疆），他此前對新疆“開展研究”并聲稱新疆存在“種族滅絕”“強迫勞動”和“侵犯人權”的行為。我向他詢問他的實地調查筆記、方法論以及發表過的同行評議期刊。他很奇怪地對此感到生氣，這種表現是我在其他學者身上從未見到過的。他屏蔽了我，還和其他人一起污蔑我,使得我的賬戶被推特封禁。我不得不請蒙納士大學給推特公司寫信，告訴他們我一直與這所大學有關聯，曾在這里做過研究，我的研究成果都被發表了。而且，我為媒體撰寫文章從來都不是為了賺取稿費，只是為了提高自己在學術研究上的水平和聲譽。之后，推特公司恢復了我的賬號。
在研究方面，我找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的主任，請她做我的導師和指導教師。起初，她對我的研究內容很支持。這位主任在堪培拉媒體俱樂部聽說，一些她所認識和尊重的、在新疆做研究的澳大利亞研究人員很擔心，以至于自己在澳發表研究論文時也不敢署名。這位主任表示，這些研究人員的研究表明，鄭國恩所宣稱的內容或許是不真實的。隨即，她就被要求無限期病休離職，已經獲批的研究經費也被取消。
當我拜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時，我遇到了充滿恐懼的人，他們不敢和我說話。恰巧，他們剛剛結束一場有關學術言論自由的會議。在這一過程中，我遇到的反對聲音越多，就越下定決心要完成自己的研究項目。
由于減貧對于任何經濟體的改善都至關重要，所以我決定親自到新疆去看看。我們不應該拋棄我們自己國家中的最弱勢群體。我的研究是要去探索中國如何進行脫貧減貧，能夠給澳大利亞帶來哪些啟示。讓參與者成為積極的貢獻者，這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是好事，最終將達成雙贏。這將是我在澳大利亞創建非盈利基金會的重點所在。（作者是澳大利亞學者莫琳·A·休伯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