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日安全對話時隔四年再次舉行。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是日本安全軍事走向，中方就此表達了嚴重關切，國際社會也對此高度關注。
日本安全軍事政策正在經歷自二戰戰敗投降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蛻變。岸田政府近期修訂完成《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安保三文件”，拋棄“專守防衛”原則，解禁所謂“反擊能力”并對標北約標準，將防衛預算大幅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背離了《日本國憲法》的和平主義理念，釋放出重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危險信號。通過修訂“安保三文件”，岸田政府完成了2022年5月拜登訪日期間美國向日本布置的“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的作業。
在推動安全軍事戰略進攻性、外向型轉型的基礎上，日本加緊推動日美軍事一體化。2023年新年伊始，日美即舉行外長、防長“2+2”會談，加大戰略協調力度，并基于聯合作戰構想優化綜合戰力。會議發表的共同文件支持日本通過強化防衛能力來“確保”美國強化遏制與戰略威懾的可靠性。此后，岸田開啟就任首相后的首次訪美，在將“安保三文件”作為“投名狀”呈上美國的同時，強調日本安全戰略與美國安全戰略“同軌同頻”，將以“印太”地區為重點致力于安全與經濟合作，強化同盟的威懾能力和應對能力，推動日美關系實現“面向21世紀的現代化”。日美還強調，支持北約“擴大對印太的介入”，日本將“強化與北約的合作關系，并在北約的亞太伙伴國中發揮主導作用”。
在強化日美同盟及軍事大國欲念的驅動下，日本積極引北約入亞太，推動其與美日同盟實現戰略對接。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日本大幅強化了與北約的戰略與安全互動，包括首次出席北約外長會議、首次出席北約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級會議，正式加入北約網絡防御中心，以及首次出席北約領導人峰會。2023年1月，北約秘書長時隔6年再度訪日，與日本共同渲染所謂“世界正處于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嚴峻、最復雜的安全環境之中”，強調“印太”和歐洲安全密不可分，主張建立起雙方“更為牢固的關系”。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要在軍事、信息、網絡和太空等多個領域開展安全合作。
日本在強軍精武的同時加緊勾連美歐、強化集團政治，勢必引發亞太地區的割裂與對抗。美國及以它為首的北約，均奉行從實力地位出發與競爭者展開對抗的極端現實主義戰略理念，把中國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或“系統性挑戰”。在日本的積極串聯下，當前“北約的亞太化”與“亞太的北約化”消極趨勢雙向攀升，導致地區形勢更為復雜嚴峻。日本此舉直接助推了地區陣營化和集團對抗，導致地區聯系的割裂特別是區域合作的平行化，損害了地區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穩定。亞太是全球經濟的重要引擎，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不僅關乎地區的前途命運，也直接影響著世界經濟、全球政治的未來走向。
從長遠看，日本重走軍事大國道路、拉幫結伙搞陣營對抗也并不符合其利益。戰前日本正是在“軍事立國”路線下最終走上覆亡之路。貪蛇忘尾，殷鑒不遠，在自身面臨經濟持續低迷以及少子老齡化等社會沉疴的背景下，健忘的日本若再次把有限的國家資源傾注于無底的軍事領域，去整軍經武、擴軍備戰，必將導致又一次國策失誤。背靠日美同盟、借助北約外力對鄰國實施多邊遏制，不僅會刺激地區軍備競賽，也將給日本帶來戰略與安全風險。試想，日本在盟國、“友邦”遭遇攻擊情形下實施所謂“反擊”，無疑是自冒卷入美國對外戰爭的風險。美國不是亞洲國家，“有事”之際可以一走了之，而身處東亞的日本則無處遁形。
日本不應為一己之私強作百年前孫中山所警示的“西方霸道之鷹犬”。日本口口聲聲反對“以實力改變現狀”，但其所謂“現狀”，實際上是經過了篡改的“現狀”，是隨著1951年“舊金山和約”篡改《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而扭曲形成的非正義結果。日本東拉西扯、竭力打造針對鄰國的體系性多邊牽制態勢，說穿了不過是為了維護其戰后非法攫取的不正當利益。日本追隨美國渲染“中國威脅”，強化軍事要素在對外關系中的比重，暴露了其亞洲外交的失敗，暴露了其在鄰國面前缺乏自信；深層背景，則是戰后日本為以廉價成本翻過侵略戰爭一頁，與美國等片面媾和，導致與亞洲鄰國之間和解、互信的缺位。
德不孤，必有鄰，亞洲國家是相互無法搬走的鄰居，各國一起共同構成安全與發展的命運共同體。作為亞洲國家，日本的安全與繁榮只有在地區和平與穩定得到維護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亞太地區不是大國角斗場，集團政治、陣營對抗只會破壞日本自身也從中受益的自由貿易體系。當下的日本需要正視現實、著眼長遠，堅守戰后和平主義理念，努力通過交流對話增強同亞洲鄰國的互信與合作，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唯有這樣做，才是真的有益于地區，也救了日本自己。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